校勘《水经注》卷十三和卷十四一部分文字
北魏郦道元撰著的《水经注》是一部具有广泛史料价值的基本典籍，但早在宋代，已经阙佚五卷，而且从传世宋刻残本中可以看出，当时即出现有严重的错简、文字夺落以及《水经》经文与郦道元所撰注文相混淆的问题。明朝自《永乐大典》写本以下直到万历末年以前的各种刻本和抄本，舛讹愈基，一般阅读存在很大障碍。万历四十三年，朱谋㙔著《水经注笺》刊行于世，开始比较深入地系统勘正郦书的文字讹误，《水经注》的面目出现较人改观，何仍然存留很多问题。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先后有许多学者校勘此书，其中北以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三人成就最高卓著。全祖望的主要见解，被赵一清吸收，刊入所著《水经注释》和《水经注笺刊误》;戴震的校勘成果，则体现为在《四库全书》馆中所修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经注》。在此之后，普通读者才能够顺畅阅读《水经注》一书。
清代中期以后，还有一些人继续校勘此书，特别是杨守敬在清末撰著《水经注疏》并编绘《水经注图》，代表了清代学者研究《水经注》的最高成就。不过．杨守敬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疏释《水经注》的地理内容，而不是文字校勘，加之所做疏释内容繁多、对于阅读利用《水经注》本身的内容来说，未免喧宾夺主，过于累赘，所以，并不适宜用作基本读本。
为便利学者，王先谦在清末以载震校定的殿本为主，附注朱谋㙔、赵一清校本异文，并将赵氏以别册附刊的《水经注笺刊误》散入相关正文之下，于郦氏注文复采用赵一清承自全祖望的区分注中注形式，以醒眉目，另外，还吸收孙星衍校本以及董祐诚、卢文弨、丁履恒、谢钟英诸人对部分内容的校勘成果，汇为一编，于光绪十八年秋在长沙思贤讲舎刊印，世称《合校水经注》，王氏作《合校水经注》，虽然并没有从头对校郦氏书所有传世版本，特别是像残宋本和《永乐大典》本等早期传本，也没有能够无所遗缺地汇辑明代以来所有校勘成果，但是却包涵了杨守敬以前最重要的几种校本，繁简详略，恰得其当，封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允称最佳读本，故刊行后迅即风行于学术界，直到今天，仍没有同类版本能够取代它的地位。（中华书局《合校水经注》，出版说明）
尽管前贤校勘《水经注》，但仍然有丢字漏字，文字挪移等讹误情况，这也给今人研究北京地区古代水系及古城址位置带来麻烦。下面校勘一下《水经注》部分内容。
现在通行的版本是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的《水经注》，(水经注校证/(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1)其中对蓟县故城、蓟城、漯水、高梁水、戾陵堰、车箱渠等的记载，摘录如下:
《水经注》卷十三：
△又东南出山，
……漯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俗亦谓之曰千水，非也。漯水又东南迳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过广阳蓟县北，
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
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代戎。城有万载宫、光明殿。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儁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傍，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漯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其水又东入漯水，漯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趾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漯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漯水。
《水经注》卷十四:
……易荆水又东，……又东迳蓟城，又东径昌平县故城南，又谓之昌平水。《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东流注湿余水。湿馀水又东南流，左合芹城水，水出北山，南迳芹城，东南流注湿馀水。湿馀水又东南流迳安乐故城西。
……
鲍邱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称矣。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其词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人。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宏，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馀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事见其碑辞。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
当代学者中较早注意到此段文字中有挪移文字情况的是王荣华先生。王荣华《水经注卷十三记载的北京遗迹考》[2]一文：
“不同版本的《水经注》中这段文字记载是不完全一样。近代流传的一些版本的《水经注》大多为清代学者的校勘本。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是在'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句之下，'王莽'句之上。王国维著《水经注校》'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也是在'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句之下，'王莽'句之上。王先谦合校本《水经注》“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虽然在' 王莽'句之下，'东掖门'句之上，但注明了“朱八字在王莽上，赵改刊误曰八字当移在次行县曰伐戎之下。”杨守敬、熊会贞著《水经注疏》，“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虽然在'王莽'句之下，'东掖门'句之上，也注明了“朱八字在王莽上，赵依全校移，戴移同。”“朱”指明代朱谋玮《水经注笺》，“赵”指清代学者赵一清，“全”指清代学者全祖望，“戴”指清代学者戴震。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本是在'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句之下，'王莽'句之上，是清代学者赵一清在校勘时将其下移到“王莽”句之下，“东掖门”句之上的”。
以上是王荣华先生的疏理分析。由此也可看出郦道元的本意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描述的，而后来的校勘者按照自己的认知将文字进行挪移，打乱了顺序，改变了原著。
细读《水经注》这段文字，可知错讹之处不止一处，有必要梳理分析一下:
“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邱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
现今蓟县故城内西北隅的蓟丘，蓟城就是因蓟丘而得名的。这里就是西周初年武王封尧后于蓟的地方。
还有一说是“封黄帝之后于蓟”，实际二者并不矛盾，史载帝尧也是黄帝之后。
(2) “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
今人通过考古发掘证明武王封召公之北燕在今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那里发现了西周初期的“燕城”。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广阳国蓟县下云：“蓟，故燕国，召公所封”。是说，燕都蓟是召公所封的。西周初年的召公，是辅佐周王的三公之一，是武王分封的功臣谋士之一，“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召公是“受封”，召公并没有分封的权力。“召公所封”，是指共和时期执政的召公，他才有分封的权力。
由此可知是在西周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28年）召穆公执政，召穆公更封后，始有燕国迁都蓟城的历史[3]。
西周“燕城”《发掘简报》说：“我们认为在西周晚期琉璃河城址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它已由燕国的都城变为一般的居民点。也就是说琉璃河古城作为燕国都城的使用时间是在西周早中期”(王彩梅《燕国简史》，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5月，171-172页)。
西周早中期是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863年，西周晚期是公元前862年-公元前771年。召公所封燕国都蓟的西周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28年），恰好是《发掘简报》说燕城“已由燕国的都城变为一般的居民点”的西周晚期，从而从考古学层面印证了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云：“蓟，故燕国，召公所封”这一记载的真实可靠性。
所以“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当修正为“召穆公所封之故国也”。
(3) “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
史载秦始皇二十五年灭燕。此处当修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灭燕，以为广阳郡”。
(4) “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
在刘邦封卢绾为燕王之前，就有韩广自封为燕王。项羽分天下为十八路诸侯，立臧荼为燕王，都蓟。迁燕王韩广为辽东王。
更名燕国不是从刘邦分封开始，当然，郦道元不可能面面俱到，可能也有维护帝制的因素在里边，毕竟项羽没有称帝。此处可以修正为“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名燕国”。
以上几处错误，可能是郦道元造成的。
(5) “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代戎。城有万载宫、光明殿”。
“代戎”应是“伐戎。“光明殿”应是“明光殿。“城有万载宫、明光殿”是西汉刘旦时期宫殿，时间早于新莽时期，依郦道元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描写，此处修正为“城有万载宫、明光殿。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戎”。
(6) “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儁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傍，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
是说西晋永和九年(353年)二月，燕主慕容儁称帝，立其妃为皇后，世子晔为皇太子，皆自龙城迁于蓟宫，蓟城始为帝都。并在蓟城宫城东掖门立有铜马像。
1965年，北京西郊八宝山南侧修筑地下铁路时发现了西晋王浚妻华芳墓一座，墓志记载，华芳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墓葬的年代确切，墓地与蓟城的相对方位、里城也记录的十分明确。这说明时的蓟城在今北京西城区，也就是说慕容俊时代的蓟城在今北京西区。因此，这一段记载不属于“蓟县故城”，这段文字当是后人校注时挪移过来。
(7) “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
《刘靖碑》立于大城东门内道路的北边，大城即是郭城，因城内有小城-宫城，故称大城。
那么这个大城是指当时的“蓟县故城”，还是指当时的“蓟城” ？
从卷十四记载《刘靖碑》的位置看，大城指的是“蓟县故城”。
卷十四:高梁水“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径《刘靖碑》北。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邱水”。
卷十四说高梁水向东流，先经过《刘靖碑》，之后再经过“蓟县”的。蓟县指的是当时蓟县县治所所在地的蓟城，所以《刘靖碑》所在的大城是指“蓟县故城”。
由此可见，这段文字当在“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戎”句之下、在“东掖门”句之上。
由上面的疏理可知，“蓟县故城”内有蓟丘、刘靖碑等，而从西晋元康四年(294年)九月二十日立《刘靖碑》的目的是“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就是表彰刘靖修建戾陵堰车箱渠的功绩有利于百姓，用以纪念他。那么，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只有人口最多的燕都蓟城，由此可见，公元294年之时立《刘靖碑》的地方还称“蓟城”，那时还没有称“蓟县故城”。
那是何时才称“蓟县故城”的呢？
当是在公元294年至307年之间的某年。如以新蓟城是公元295年开始动工建设的，那么需要四、五年的建设工期，大约在公元300年建成。294年至307年的中间值也是公元300年。
建成之后，蓟县治所等由旧蓟城迁至新蓟城。旧蓟城始称“蓟县故城”。
所以，笔者认为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分期时间以公元300年(西晋永康元年)为分界。这一时期正处于西晋中期。
梳理《水经注》这段记载可知，这个后世所称的“蓟县故城”，蓟县故城是前期蓟城遗址，就是西周至西晋中期的蓟城。
(8) “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
是说自西湖(今莲花池)东流为洗马沟水，它从蓟城西侧南流东转经过南门南面后，向东注入漯水。这个南门曾是汉代铫期奋戟之处。
由上面的梳理可知，西晋中期之前的蓟城，其城址所在即是后世所称的“蓟县故城”，铫期奋戟的发生地当在“蓟县故城”。所以此处错讹，可能是后人注解的文字。
铫期时代的文献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刘秀在蓟城时为更始二年（24年）《后汉书》云“及王郎起，光武（刘秀）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萎亭”[5]。
这段记载很关键的句子“自蓟东南驰”，“蓟”是蓟城，“自蓟东南驰”，就是刘秀等人驾车从蓟城出发向东南方向奔驰。
《水经注》卷十三记载：“漯水又东径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
就是说刘秀与铫期乘车出蓟城向东南奔弛到达的第一站是小广阳，即广阳城。
“自蓟东南驰”，说明“小广阳”在“蓟城”的东南方。
小广阳的位置，考古证明在北京房山区长阳镇广阳村。而石景山区北辛安古城一带，唐代《括地志》、清代《光绪顺天府志》记载蓟城的宫室-元英、磿室和宁台在这里，这里恰处于广阳村的北方偏西的位置，两地之间直线是山地，不可通行，从北辛安、古城一带只有向东南方向经过山地东侧边缘的长辛店一带的平坦大道才能通向广阳村(图2)。这也说明北辛安、古城一带是汉代的蓟城所在地。
假如汉代蓟城在北京西城区，那么刘秀乘车由蓟城去广阳城应向“西南驰”才对，而刘秀由蓟城向东南奔驰去广阳城，说明汉代蓟城在广阳城的西北方向。
由此可知，“铫期奋戟处”当发生在北辛安、古城村一带“前期蓟城”的南门。所以《水经注》关于铫期奋戟于洗马沟侧“蓟城”南门之说是不对的。
这未必是郦道元的错误，这可能是校勘者根据个人的局限认知，在此处增加了“铫期奋戟处”这句注释的文字。
(9)《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漯水。
《水经注疏》：
《魏土地记》曰：蓟东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守敬按：《环宇记》引《隋图经》，高梁河在蓟县东四里。）其水又东南入漯水。（朱上句也字在此下。赵、戴移）。可知，明代朱谋㙔版本《水经注》记为：“《魏土地记》曰：蓟东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其水又东南入漯水也。”而清代赵一清、戴震却将“也”字移到者下。应按明代朱谋㙔所记：《魏土地记》曰：蓟东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其水又东南入漯水也。
(10)“湿馀水”。
应为温馀水。王北辰先生《<水经注>所记昌平故城辨——附温余水正名》一文说得很清楚，本是“温馀水”，湿馀水、漯馀水是讹称。
(11) “易荆水”。
杨守敬《水经注疏》说的很清楚，当是“易京水”。
(12) “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势”。
“相漯水以度形势”，有版本为“相原隰以度形势”。前有“登梁山以观源流”，漯水本属于源流，所以应当是“登梁山以观源流，相原隰以度形势”。
(13) “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
见《水经注疏》:“东西三十丈”下有熊会贞按语:《续古文苑》云‘三十’，疑当作三百”。“东西长三十丈”应当是东西长三百丈。
(14) “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人”。
有版本是“……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结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句，当以“立水遏，长十丈”为是。
就是说在高梁河的北岸，设立车箱渠渠首处的水门和水遏。当山水暴发时，高梁河水上涨超过水遏高度时，漫过水遏进入车箱渠；平常时期，高梁河水由水门进入车箱渠。
(15) “遏立积三十六载”。
戾陵遏自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建成至西晋元康五年(295年)被洪水冲毁，历经四十六载。此处应当是“遏立积四十六载”。
(16) “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
“门广四丈，立水五尺”，门，指水门，即水闸，水闸是由绞关石、绞盘、闸门等构成，可通过闸门宽度或升降闸门控制进水量。“立水五尺”为何意让人废解，此处有脱文，应当是“立水遏，高五尺”。
由上文综合来看车箱渠渠首的设施是“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高五尺”。
那么，高五尺，合今1.21米，漯水与高梁水算是大河，水深何止1.21米，所以此处“高五尺”当是从平常水位的水面算起，即水遏高过高梁河平常水面有1.21米。当山水暴发时，水位上涨超过平常水位1.21米时会漫过水遏进入车箱渠。
由此理解，也可解释“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的意思。
说戾陵遏高一丈，也是从水面算起的。即戾陵遏高出平常时期水面2.42米。
“直截中流”，是说戾陵遏只截住了河流的中间，它是个人工岛，南北长约|01米，东西宽约72米，戾陵堰是和四川都江堰相似的，都具有分水、分沙的功能。
综合上面的校勘，再来看《水经注》的这段文字，就是:
△又东南出山，
漯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亦谓之曰干水，非也。
漯水又东南，迳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过广阳蓟县北，
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召穆公所封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五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名燕国。城有万载宫、明光殿。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戎。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今蓟城宫城）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儁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傍，像成而马死矣。
漯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其水又东入漯水。漯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趾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漯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其水又东南入漯水也。
……易京水又东，……又东迳蓟县北，又东迳昌平县故城南，又谓之昌平水。《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面四十里有昌平城，城南有昌平河。又东流注温馀水。温馀水又东南流，左合芹城水，水出北山，南径芹城，东南流注温馀水。温馀水又东南流径安乐故城西。……
……鲍丘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称矣。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其词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原隰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250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百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人。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262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馀顷。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滮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宏，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遏立积四十六载，至五年(295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勋，亲临山川，指授规略，命司马关内侯逢恽，内外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高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功四万有馀焉。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负而事者，盖数千人。《诗》载经始勿亟，《易》称民忘其劳，斯之谓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国思郑渠之绩，魏人置豹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事见其碑辞。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
郦道元在这里还指出了成书曹魏时《水经》记载的错误。《水经》云:漯水“过广阳蓟县北”。郦道元以成书于曹魏时期的《魏土地记》记载“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清泉河即漯水)”和北魏时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的两条证据来证明《水经》说漯水过“蓟县北(蓟城北)”之误，他写道:“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