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依然非常后悔去年企图用坦白来解决问题，最后激化矛盾让一切单方面地不可收场，表面风平浪静无法缓解我时刻保持的戒备状态，也许当时应该要求他们向我道歉，但我实在没有力量进一步和他们对峙了。我想出无数种逃避的方法，避无可避的现实终于笼罩了我。这种心情在非边缘化群体中是无法获得理解的，人们总是对血缘投注不可能的期待，轻视分秒的微弱冲突蓄集的爆炸感，而我一边要拼命将自己在濒临爆炸的界限拉回，一边不得不左右相顾地试探迎合。毫无章法的焦虑比有客体的焦虑更可怕，从中又生长出一种名为冷漠的情绪，对于境遇与我大相径庭的人我难以输出关照，只能作为失控变异的有机体到处吸收未经过滤的能量。那些家庭幸福富裕的人、那些身份符合社会生产需求规范的人，讲话总令人感到一种天真的残忍，我疲于在ta们面前扮演好人。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也这样计较，我从中获得的太少，而ta们要获得任何东西都太轻易。有一个认识十年的顺直朋友问我，只和酷儿来往只是因为身份还是我们真的可以做朋友。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已经标明了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她不明白身份的背后是怎样的创伤历史，不明白创伤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构筑了我们的人格，不明白身份的交叉对我们发现解释痛苦的答案有多重要，更不明白解释是怎样消耗和不公平的劳动。从意识到我的坐标开始，我就注定了不愿和顺直、和有钱人、和爱回家的人相处，这一切都写在我的血液和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