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中国式政治经济学》的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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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资产的部分，我空着没写，我突然想，不讲理论了，讲个故事吧。因为前天跟几个富二代、富三代吃饭，想到一个中国式概念，“富不过三代”。

有个零零后的三代，英俊潇洒、聪明伶俐。爸爸是80年的，爷爷是54年的。爷爷是沿海渔民出身，据说从小就打渔卖鱼，头脑活、肯吃苦，爸爸出生时已经攒下十万级别的家产。之后政策越来越好，爷爷的船也升级了、在海鲜大市场也有了自己的摊位。跨过百万门槛。爸爸和二叔、三婶们都只念了初中就跟着干。到三代出生时，“王记海鲜大排档”也开业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刚过，家族资产迈入千万以上。三代初中毕业时，家族会议决定，生意再好，不读书不行，送到英国去，从高中开始，毕业才准回来。一年后妹妹也送到瑞士去了。三代回来时，虽然五层楼的海鲜大酒店生意已经不行了，但发家的大排档开了两家分店，二叔、三婶各主持一家，生意都不错。酒店缩小了规模，改成了宾馆住宿为主，适应游客越来越多而不是干部大吃大喝的风气。三代现在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发展连锁、加盟、配送和供应链。

另一个90后的二代，爸爸是70后。爷爷辈就是普通农村人，爸爸聪明，一家人省吃俭用供爸爸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里最好的电机厂端上铁饭碗了，爷爷在农村大摆宴席，家里终于出了城市户口和工人了。爸爸在厂里混得很开，在一线车间干了一年多就搞出几项技改，成了市级劳动模范，厂长把女儿嫁给他的同时也把他调到销售部。二代出生那一年，爸爸以承包的形式开始了国企改革。上小学那一年，工厂正式从国企改制成了纯民企。二代的舅舅心大，分了些钱出去搞房地产，一开始赚了大钱，现在不知所踪了。而爸爸则始终坚守在工业领域搞，而且不贪大、只求稳，从来都是要有预付款才发货，改制的手续也是全套完善的，几任市长和其它的厂长出事，他家都没毛病。二代在日本读的大学，但除了日语比较流利、对日本风俗文化很精通之外，一代希望他学习的三菱的技术没学到个啥，不过混了些同学资源。正好能在爸爸和几家日资企业合作中起到点作用。现在主攻的燃气发电机在国内市场全面萎缩、但国际上很紧俏，不过这几年受制于制裁，要通过日本关系绕道土耳其。于是在海外注册了公司，想把供应链稳住。

这俩人年龄相差十岁，在欧美同学会认识的，有不少共同语言和爱好，一来二去就熟了。都对上一代的经营和赢利模式有些不同看法，想着自己搞。也都对数字化很懂，这几年也共同投过几个小型的项目，有的成了、有的没成，成的也没赚到大钱，亏的也不伤筋动骨。一起吃饭的原因是最近有两个数字化和算力方面的大项目，有基金要参与进来，他俩也听说了，想了解了解。我从国际形势到未来趋势，从顶层设计到领导意图，讲了半小时，俩人听的一脸崇拜。我说你俩下一步准备整啥？他俩跟我讲了几个设想。我边听边点头，听出了很多的“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

讲完之后，他俩问，吴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在一秒钟之内完成了两层思考。一是思考怎么表达才能老登味少一点。二是是不是非要讲准备讲的内容？想完之后，我很热情的敬了他俩一杯，充满鼓励的说，想法不错。不过要注意一二三。他俩点头。

吃完出来后，小杨问我，吴总，我上次不也说了类似的想法，你咋说不能搞？我说，本来就不能搞啊。他说，那你怎么不拦住他们？我说，第一，我为什么要拦住？第二，我能不能拦得住？第三，我如果拦住了，那后果就不会出现，没有出现的后果，反而会坚定他们下一次做类似事的决心。而且，我刚才突然想通了一个大道理，富不过三代，是有广泛的历史证据、深刻的理论证明和丰富的实践证实的。而且，你想想，集中的资本，总会因为各种种原因散去，对个体、家庭、家族、小集体来说，可能是一场令人感慨的盛衰，但由于每时每刻、无数的场景都在发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前进。如果只有分散，那效率和动力不足。如果一直集中，那秩序和活力欠缺。在这个伟大的国度的边界内，不断的发生着这些，一个家族燃尽的能量，炽推了另一个、另几个的崛起，不仅此起导致彼伏、而且彼伏导致此起，还有此起彼伏的共振，这就是壮丽的历史进程啊，这就是新资本论的内核啊。谁能把这个讲清楚，谁就是未来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