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甫跃辉老师录播客时，我们意外聊到了三湘世纪花城。
我说，我刚到上海时，住的第一个小区就是那里。
他说，他第一次到上海，去的第一个小区也是那里。
我听完一下子有些激动，马上追问：真的吗？你刚到上海时也在那里？
2015年，我从大连到上海，在新天地附近的一家初创公司上班。公司离复旦并不近，但我当时对上海的租房市场没有太多了解，只觉得住在大学附近，应该会比较便宜。
所以，我把房子租在了三湘世纪花城（距离江湾镇地铁站0.8公里），在复旦、上财旁边。
现在回头看，这个选择并不理性。每天从杨浦去新天地，通勤时间很长，大学附近的房子也没有我以为的那么便宜。
但那时候我刚到上海，对大学、文学和大城市生活都充满向往。
我学的是会计，却一直觉得自己喜欢文学——当时是这样以为的，现在也不知道究竟算不算。住进三湘世纪花城时，我甚至认真给自己安排过一条未来的路：先在上海上班几年年，然后去学习创意写作，也许以后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甫跃辉老师第一次来到上海，也是在三湘世纪花城落脚。
他小时候，村里一位很早离开云南、到上海发展的老乡，曾经把他和弟弟叫到家里，鼓励他们以后考复旦。那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复旦是什么。
那位老乡还跟他说，等他真的考上复旦，就去校门口接他。
很多年以后，他真的考上了复旦。
父亲送他来到上海，那位老乡也真的站在复旦校门口等他，又把他们父子接到三湘世纪花城，在家里住了一两晚。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三湘世纪花城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对他来说，那里是一个云南保山的孩子考上复旦以后，被一位早年离开故乡的老乡接住的地方。
对我来说，那里是一个东北女孩刚到上海时，因为向往复旦和文学生活，主动选择住进去的地方。
他带着一个已经实现的“复旦梦想”来到那里；我则带着一个还很模糊的“作家梦想”住了进去。
那时，我们都刚到上海，都对这座城市还很陌生。我们可能走过同一片小区、同一条街道，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我本来以为，这已经足够巧了。
在见面以前，我就知道我们还有另一个重合的地点：上海作协。
2016、2017年，我经一位老乡介绍，在上海作协前厅的玛赫咖啡兼职。
那并不是一份正式工作。玛赫咖啡店的主人秦一老师想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帮忙。我当时在初创公司上班，工作没有那么忙，晚上和周末没什么安排，就去店里帮忙看店。
等咖啡店关门以后，我再从陕西南路地铁站坐10号线到国权路，转公交车回到三湘世纪花城。
那时候，我对文学圈还很陌生，却在那家咖啡店里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作家们的生活。
王安忆、陈丹燕、金宇澄、吴亮等老师都曾经在那里出现。店里的老师会给我推荐书，也会在某位作家走进来时提醒我：“王安忆来了，赶紧去打个招呼。”
咖啡店后面还有一扇窗户。
从那里望出去，就是上海作协老师们工作的地方。
那时的我站在前厅，帮忙看店、端咖啡，看着作家和编辑们进进出出，也隔着窗户想象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我一方面觉得新鲜，觉得自己好像突然接近了一个过去只存在于书本里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在那里看见了文学生活非常现实的一面。
咖啡店不赚钱，很多写作者的生活也没有我想象中从容。有一次，我在上海作协的公众号上看到，他们为一批网络作家解决社保问题。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件事冲击很大。
我心里想：原来作家可能连社保都没有。
于是，我很快放弃了学习创意写作的计划，更重要的是一次次换工作、工作本身也会占据很多精力，当然看电视剧、逛商场、吃东西也占据了很多时间。
我告诉自己，作家太不挣钱了，我还是得好好上班，去大公司，找一条更稳定的路，先让自己留在大城市。
后来，我去了财经媒体，也去了不同的互联网公司。我的生活逐渐被另一套词语填满：平台、项目、流量、增长、用户、商业化。
我做内容、做创作者运营、做制作人，也认识了越来越多财经、商业和互联网行业的人。
而甫跃辉老师，当时就在上海作协工作。
他在《萌芽》和《收获》实习过，后来进入《上海文学》和上海作协，再从上海作协调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创意写作
也就是说，那几年，我在上海作协的前厅看店，他在窗户另一边编辑、写作、上班。
那时我们彼此并不认识。
我们先后在三湘世纪花城出现，又在上海作协的同一片空间里出现，却始终没有真正见过。
很多年以后，我们在北京的声湃录音棚里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我成了一名播客主播。
我带着过去十年在财经媒体、互联网平台和内容行业里的经验，坐在甫跃辉老师对面，问他写作、故乡、工作和金钱，也问他为什么要从上海骑自行车回云南。
那趟骑行后来被他写进《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
但在他的讲述里，写书不是这趟骑行最初的目的。出发前，他没有计划好要生产一部作品，也没有设计这段经历最后应该带来什么。
我却习惯性地想替这件事找到一个明确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宣传当时的新书？
是不是一次中年人的逃离？
是不是想重新寻找自己？
是不是提前计划好，要把这段经历写成一本书？
他一遍遍告诉我，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觉得好玩，所以就去做了。
一路骑，一路遇见不同的人，也把每天见到的事情写下来。书是在骑行以后慢慢产生的，不是骑行以前就等在终点的任务。
后来，我也跟他说起自己想写作的事情。
我说，我想写一些大厂里具体的人。过去几年，我通过播客接触了很多人的故事，也越来越想把这些经历写下来。
但我没有接受过非虚构写作训练，总觉得写一本书和写公众号、发朋友圈很不一样，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先去学习，再准备一段时间。
他说，完整比完美更重要。
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阅历不够、准备不够，于是一直等下去。真正重要的是，先把它完整地写出来。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闪回十年前的画面。
三湘世纪花城。
每天从新天地坐很久的车回杨浦的路。
上海作协前厅的咖啡店。
咖啡店后面那扇可以望见办公楼的窗户。
那时候，我站在窗户这一边，看着作家们进进出出，也曾经很短暂、很认真地想过，自己以后会不会写作。
而甫跃辉老师，可能就在窗户的另一边。
我在录制现场忍不住反复确认：
你刚到上海时，真的也去了三湘世纪花城？
你后来真的在上海作协工作过？
那我当时就在前厅的咖啡店。
原来我们曾经离得这么近。
这件事让我激动，并不是因为过去在咖啡店看店的我，如今变成了采访者。
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我突然发现，十年前那个对文学和作家的生活充满好奇、也曾经想过写作的自己，一直都没有完全消失。
后来我去了很多公司，做了很多和文学看起来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但我一直在做内容，也一直在和人打交道，听他们讲自己的选择、处境和生活。
财经媒体、互联网平台和创作者运营，让我接触到了另一批人，也让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
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某种选择？
工作和环境怎样改变一个人？
当收入、稳定和兴趣发生冲突时，人要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一件暂时没有用、也未必能够赚钱的事情，究竟值不值得继续做？
这些问题并不是我提前设计出来的。它们来自我过去十年真实经历过的工作、离职、变化和犹豫。
我也开始慢慢意识到，持续做播客、采访人、写下自己的观察，本身就在形成一种属于我的表达。
十年前，我站在上海作协前厅的咖啡店里，听别人说话，看作家和编辑们进进出出。
十年后，我坐在北京声湃的录音棚里，对面是甫跃辉老师。
我们聊到三湘世纪花城，聊到上海作协，也聊到《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聊到写作和那些未必有用、未必能赚钱，却还是想去做的事情。
我一边听，一边不断想起十年前的上海：从陕西南路坐10号线到国权路，再转公交车回三湘世纪花城；咖啡店后面的那扇窗户；还有当时那个对文学生活充满好奇，却又很快决定要去大公司好好上班的自己。
录制结束以后，我还是很激动。
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这个书名。
那天下午，我们谈的也是很多条路：他从上海骑回云南的路，我从新天地回三湘世纪花城的路，从玛赫咖啡去往后来一份又一份工作的路，以及最后来到北京录音棚的路。
这些路并不是为了有一天组成一个漂亮的故事才被走出来的，也没有什么预先设计好的方向。
只是在我们坐下来聊天时，其中两段突然重合了。
十年前，我在窗户这一边，他可能在窗户另一边。
十年后，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前。
仅仅是想到这一点，我就已经觉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