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家》第一章：点兵进山

二〇一二年，春末。

单位走廊的灯坏了半个月，没人修。我抱着一摞会议记录从黑影里走过去，听见主任在办公室里喊我名字。

"张继红，进来。"

我进去。他没让我坐，先给我倒了杯水，又绕回桌子后面，把一份文件推过来，手指在纸上敲了两下。

他说："黔西，并村移民，扶贫专办。上面点了我的名，让我带一个组。组里缺人。"

"我去。"

我说得太快，他抬起头，隔着镜片看我，看了很久。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把文件抽回去，"没路，没电，没网。前头去了两拨人，都回来了。有一拨，车走到半路，遇见山洪，吓得立马买票回来的。"

"我是农村长大的。"

"你是西北农村长大的。"他把"西北"两个字咬得很重，"那是西南。两码事。"

我说再差，能有我小时候差吗。

他没接这句话，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走廊的坏灯在他背后闪了一下，灭了。

"你一个女娃娃，体力没优势，出了事，谁都负不起这个责。"

"当地缺女的。妇女工作，男的做不进去，文件上写着呢。"我说。

他转过身，忽然笑了，笑完又沉下脸。

"你呀，虎了吧唧。"他说。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在办公室里坐到天黑，把我的名字划掉，又写上，又划掉。第三次写上去的时候，他在名字后面添了四个字：多加照看。

很多年后我问他，当初为什么还是放我去了。

他说，拦不住的。你眼睛里那点火，摁下去，以后就不亮了。

那年我二十六岁，社会学硕士，在单位写了两年报告和会议记录。我以为基层工作就是换个地方写报告。我不知道"基层"两个字有多重——它重到要用很多人的一辈子去称，也称不出。

出发那天，五个人，点齐行囊。有人在车站写了副对子，红纸，贴在行李箱上：

凿空武陵开山路，通衢黔西扶万民。

字是楷体，很工整。我拖着那只箱子走进检票口，箱子轮子磕在台阶上，哐当一声。

像敲了一记锣。

黔西的雨不是下的，是挤的。

天上像堵着一块拧不干的灰布，水一丝一丝往下渗，不大，不停。我们到县城那天，地方上开了欢迎会，腊肉切得很薄，酒斟得很满，握手握得很紧。

紧得有点不对。

后来我才咂摸出来，那不是热情，是怕。怕我们跑了。前两拨人跑在先，我们五个是他们求来的第三拨。

联谊简短，会议很长。会议室的日光灯白得发冷，县扶贫办的杨主任把地图铺开，一张一张压上镇纸，开始讲任务。

并村。把山上两个村，六百多户，两千四百多人，搬下来，并进山脚一个路缓、地平、有水的村子。

杨主任说："听着不难。我给你们算算难在哪。"

他掰开手指。

一百七十多里山路，搬。安置区没建好，只有帐篷和彩钢房，搬过去住什么。林地补偿款统一调去填了安置工程的窟窿，村民要钱，不给，就要闹。山上划了生态保护区，林业局等着清山，年底审不过去，退耕还林的钱就卡住。水电路网，人家建设单位一年一排期，错过就是明年。山下的水泥厂是招商来的，用人指标白纸黑字，移民不到位，厂子从集团调人，本地就业落空。

五根手指掰完，会议室静得能听见灯管的电流声。

"群众不愿意。搁我，我也不愿意。"杨主任说。

散会的时候，我落在最后。走廊上有个男人在抽烟，五十来岁，黑脸，眉骨很高，烟是黄果树，三块钱一包的那种。他旁边站着的年轻人介绍：张怀民，张主任，从北京来的帮扶干部，移民安置的老把式，这次专办点名调来的将。

他掐了烟，伸出手。

"小张？"他伸出手，"我看过你的简历。西北的。"

"是。"

"嗯。"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拎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走了。

我当时不知道，这一声"嗯"是什么意思。

回到宿舍，我把会议纪要摊在桌上，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文件上一句话——"如期完成并村移民安置工作"——十四个字。这十四个字落到地上，是一百七十里山路，是六百多户人的锅碗瓢盆，是两千四百多个不乐意。

我第一次为自己的莽撞后悔。

不是后悔来。是后悔我这样的人，也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