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肠癌死亡率？

1.东野圭吾因肠癌去世，享年68岁。我很喜欢东野圭吾的作品，尤其是白夜行。东野圭吾也许是现在在中国最为知名的日本悬疑小说作家，但其私人生活非常低调，除了领奖时会露面以外，平时很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个人生活。

关于东野圭吾的病情，他自己和家人都甚少提及，因此分析个例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但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结直肠癌都是一个重要的健康威胁，因此我们还是从更广的面去简单聊一聊，特别是一些共性的东西。

2. 先从日本的肠癌情况说起。附图是我从日本国立癌研究中心找到的最新数据，がんの統計2026（Cancer Statistics in Japan-2026）（图1~图6），说几个要点。

我们说的肠癌通常指的是结直肠癌，也合称大肠癌。肠癌是日本每年死亡人数排第二的肿瘤（发病人数排第一），也是日本女性死亡最多的肿瘤。

但是和其他很多实体瘤一样，不同分期的肠癌生存率差异巨大。日本局限期、区域转移和远端扩散的肠癌的占比大约是46%、27%和17%（剩余一些未分期的），而局限期的肠癌患者，在日本可以生存超过5年的概率超过90%，即便是有区域转移（比如淋巴转移）的五年生存率也超过70%，但是如果有了远端转移，这个数字就降到只剩20%

当然，肠癌的整体预后还是好于很多其他消化道肿瘤（比如胃癌、肝癌、胰腺癌），并且一部分4期患者在规范治疗后也是有长期生存的可能（比如肠癌肝转移）。但是这些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分期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

日本的胃癌防治整体成绩不错，但是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的肠癌筛查还是差一点。

3. 肠癌筛查最主要的两种方式，一个是便潜血（粪便检测），一个是肠镜。

日本的制度设计和美国不同，筛查做法是先做便潜血，然后有问题的再做精密检测（肠镜）。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说这个设计没有问题，并且经济性更好。但是问题在于，日本民众的精密检测率并不高，只有60%~70%，也就是说，大概有三成便潜血有问题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再去做肠镜。

这里并不是说便潜血阳性就意味着肠癌（其实只有一小部分会是），但是当这个基数很大时，总会有不少人因为没有做后续的肠镜检查，导致肠癌被延迟诊断。

日本在1992年就有了全国便潜血筛查，比不少发达国家都早；筛查年龄下探到40岁，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宽；频率每年一次，比多数欧洲国家的两年一次更密。这三项前端指标全是优等生，结果日本的肠癌死亡率相比于美国英国韩国等国降幅最慢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便潜血阳性者有很多没有做后续的肠镜检查。

对于群体来说，肠镜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参考中国香港。

2016年至2023年，香港累计有6.2万人在便潜血筛查中得出阳性结果，而在后续做了肠镜筛查的FIT阳性个案中，有3.2万人（60.8%）发现大肠腺瘤，2900人（5.4%）确认大肠癌。

4. 相比于便潜血，肠镜是最直观可以看到是否有早期病变和肠癌的手段。

美国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美国CDC的数据，在美国50~75岁人群中过去 10 年内做过肠镜的比例约61%。换取的结果是美国在过去三十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不断下降（图7）。这个证据，也成了后续许多国家大力推行肠镜筛查的重要依据。

而时至今日，无论是粪便检测还是肠镜检测，都在继续进步。

在美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肠癌是通过另外一个技术发现的，它叫mt-sDNA（多靶点粪便 DNA 检测）。因为美国的肠镜筛查已经见顶了，过去十年一直卡在61%基本不动，但总体筛查率还能从66%升高到71%，增量就是mt-sDNA贡献的（图8）。

因为有些中老年人无论如何就是不愿意做肠镜（在哪个国家都有），而粪便检测的依从性简单很多。目前mt-sDNA对于肠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已超过92%，主要的短板还是假阳性负担。

而对于愿意做肠镜的人来说，好消息是肠镜同样也在进步。最大的改变就是AI的加入，AI可以帮助医生提高检出率。

根据之前的一个荟萃分析（涉及33项研究、2.7万名患者），AI运用在肠镜检查中可以显著降低遗漏大肠息肉的风险，提高腺瘤的检测率约24%（腺瘤检出率每增加1%，间期肠癌（两次筛查之间的肠癌）风险可以降低3%）。

5.以上就是关于如何降低肠癌死亡率的一些看法。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建议大家从45岁（或50岁）开始肠癌筛查，如果结果是阳性，一定要去做肠镜。

（之所以年龄是45或50，是因为不同指南在这一点上确实有争议）

以上这些筛查手段（无论粪检还是肠镜）都是非常简单的，在内地很多县级医院也都很普及，而中国目前也是AI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如果能结合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在适龄人群中大力推广肠癌筛查，我相信可以让更多人避免发展为肠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