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研究红楼梦校勘的时候，对于索隐派就觉得匪夷所思，研究了一两年之后基本没再关注过，却没想到这二十年索隐派非但没消失，甚至愈演愈烈。

索隐派相信，《红楼梦》的表层故事背后藏着一部真实历史：小说人物对应某些政治人物，家族兴亡影射某段王朝史，姓名、服饰、颜色、诗句乃至日常器物，都可能是作者故意留下的密码。这种想法本身并不荒谬。小说当然可能包含时代经验、政治记忆和作者家世的痕迹，文学研究也从来没有禁止人们追问作品与现实的关系。

荒谬之处在于，索隐派常常把“存在联系的可能”直接写成“已经发现了真实对应”。

任何一种可靠解释，都不是靠解释者的聪明独自成立的。它需要一条能够承受质疑的中介链：版本是否可靠，词义在当时是否成立，相关人物和事件在时间上能否对应，作者是否可能接触这些材料，不同证据之间能否相互独立地印证，反例是否能够推翻假说。经过反复争论仍然站得住的联系，才会逐渐变得坚固。

索隐派的证据链却往往由谐音、拆字、颜色象征、身份相似和情节类比组成。一个人物的名字像某位历史人物，一段遭遇又与某件史事大致相似，于是两者被认定为同一对象；确定这一对应之后，人物身边的其他细节又被重新解释，作为最初判断的证据。每一环都由下一环证明，整个体系最终依靠自身循环成立。

这样的解释看似拥有大量证据，实际上只是把同一个猜测重复了许多遍。

如果文本不符合推断，索隐者可以说作者在故意掩饰；如果史料没有记载，可以说这是因为事情太隐秘；如果不同版本互相矛盾，可以说关键文字曾被删改；如果同一人物能够对应多个历史对象，则可以说作者进行了复合影射。一个理论若能把所有反例都改写成自己的证据，确实很难被驳倒，但这只是因为它从未真正允许自己接受检验。

拉图尔提醒我们，一切事实都经历过建构，但建构物并不因此同样脆弱。一种解释能够成为“已知事实”，不是因为它没有经过建构，而是因为它经受过争论、校勘、复核和反证，已经积累了足够高的推翻成本。从拉图尔的角度看，《红楼梦》索隐派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它试图把已经关闭的黑箱重新打开，而是它拒绝支付打开黑箱所需的证据成本，选择在黑箱旁另画一扇门。

《红楼梦》的版本谱系、脂批文字、清代社会制度、语言习惯、物质生活和作者家族背景，也都是建构出来的知识。但这些知识经历了长期的文献整理和学术争论。要推翻它们，需要拿出新的版本、新的档案或者更完整的证据链。索隐派却经常绕过这些较为坚固的基础，仅凭几个可以任意伸缩的相似关系，便宣布发现了隐藏的历史真相。

更重要的是，索隐派误解了人文学科重新打开黑箱的意义。人文学科当然会质疑已经固定的解释。一个人物、一种审美判断或者一种经典叙述，如果变得过于熟悉，研究者有理由重新追问它是怎样形成的，又遮蔽了什么。但重新解释不是任意解释。它仍然必须说明：为什么是这一解释，而不是其他无数种同样可能的解释；它能够解释哪些旧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它又愿意承担什么样的反证风险。

真正有力量的解释，会让文本中原本被忽视的关系重新显现，同时保留作品的复杂性。索隐派却往往走向相反的方向。它先宣称小说中藏着一个确定的历史谜底，随后把人物、情节和语言都压缩成通往这个谜底的线索。一旦认定林黛玉、薛宝钗或者贾宝玉“其实”分别代表谁，人物本身的矛盾、欲望、语言和情感便退居次要位置。

谜底没有使小说变得更加复杂，反而把文本解释消解了。

这与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判断恰好相反。人文学科之所以不断回到经典，不是为了证明作品可以被一个外部答案彻底穷尽，而是因为作品通常不会被任何单一描述耗尽。哲学怀疑对象能够被它的显性属性全部概括；文学研究同样怀疑，一个人物可以被其历史原型完全替代。

索隐派表面上强调《红楼梦》深不可测，实际上却认为它存在一把能够打开全部意义的钥匙。它看似尊重作品的隐秘，最终却取消了作品真正的不可穷尽性。

当然，索隐并非毫无价值。它可以提供假说，引导研究者注意小说与清代政治、家族历史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索隐派本身也值得研究，因为它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读者如何想象权力、历史和作者意图。但作为关于《红楼梦》真实所指的知识，索隐必须接受与其他历史解释相同的证据标准。

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假设”，问题是，“小心求证”的过程中经历过哪些争论，有多少独立证据支撑，排除了哪些竞争性解释，又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推翻。

索隐派最大的荒谬，正是用几乎不需要成本的联想，冒充已经承受过高昂争论成本的事实；用一个脆弱的秘密答案，替代本就无法被彻底解释的虚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