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美ceo这个声明非常有趣。在arirang退出格莱美参选这个话题上，核心粉丝容易接受“格莱美新设歧视性类别—BTS为音乐平等主动退出—HYBE尊重成员决定”叙事。
因为它情绪清晰、敌我明确，也不要求粉丝拥有进一步追问细节的能力。
但是格莱美CEO是在公开确认：亚洲类别并不排斥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和年度制作等通类申报，同一艺人可以同时追求两边的认可。官方类别定义也只是要求具体表演作品具有亚洲市场基础并实质使用亚洲语言
这个声明可不是给粉丝看的，而是给业界人和路人看的，专业音乐与娱乐产业人士通常熟悉曲目级别的分类申报，也知道通类与类型类别并行，而对于厂牌如何根据歌曲和艺人定位配置奖项路线自然心知肚明，而国际制作、语言本地化和市场发行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清除。
他们未必认同格莱美设立“亚洲流行音乐”类别，也可能认为它会造成事实上的区域隔离。但这不妨碍他们同时看出ARIRANG的内部矛盾，这在行业眼里更像定位和申报战略失配，不是单纯受害。
而HYBE目前最危险的不是被粉丝揭穿，而是失去专业信用。粉丝是否立即转向并不是决定性变量。真正重要的是行业逐渐形成以下印象：HYBE高度依赖格莱美偏好来配置BTS产品， 而规则变化后，公司没有准备可替代的申报组合。而切公司把战略落空包装成成员的价值选择，一方面让BTS承担退出的机会成本，一方面公司保留其他艺人的参加权。
而重金砸下的ARIRANG的韩国性主要能够在宣传层面成立，却难以在申报层面清晰落位。
这种印象如果固定下来，损害的是HYBE作为音乐战略机构的可信度：它可能仍然是强大的发行、营销和巡演组织者，却未必被认为真正理解自己最重要艺人的作品属性。同时，它还会强化“BTS艺术家主体”和“HYBE公司主体”的分离。确实BTS承担了不能获提名或获奖的直接成本，也承担以后是否重新申报的一致性成本。
而行业可能越来越把BTS的退出可以被理解为成员的反分类立场，而ARIRANG的生产与申报困境则是HYBE的产品管理问题。
结论是，HYBE目前可以借BTS的个人声明蒙蔽或安抚核心粉圈，但不能因此消除非粉丝社会和专业业界对其产品定位、申报策略及成本分配的判断。
更何况奈飞的纪录片可是清清楚楚的记录了arirang的概念本来就不是bts本人而是有某人强硬主导，他可以在粉丝这边继续装无辜，专业人怎么看HYBE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