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在威尼斯采访《长城》的监制张昭，彼时他们带着新作《影》亮相电影节，这也是张艺谋和张伟平分手后的又一位合作对象。在采访中张昭复盘了《长城》出现的一些问题，他的回答还是很实在的，也是一位实干家。可惜英年早逝。昨天马特·达蒙在《奥德赛》首映礼上又被问到关于《长城》的问题，我摘录一些张昭当时聊的和《长城》有关的内容，可能会让大家对这个项目的失利有一些新的角度的认识。

提问：再一次和张艺谋导演合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昭：感受就是又是一次很大的挑战，说实话，《归来》是我跟他一起做的，《长城》其实不是我们主导，传奇影业才是主导，我只不过是支持，他想做我就支持，主要做国内的市场，所以不是一个全流程的事，也不是以我为主的事。主要是针对今天这样一个新的观影环境，国家的文化政策，方方面面，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怎么能够做一个东西，配得上他作为整个电影行业的领军人物，这是全新的一个挑战。《归来》不太一样，《归来》更多是他想做自己，但这次挑战就大了，我们这次在技术上、市场上的挑战，怎么能够在正好是整个中国电影承担文化使命更多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总的感受就是挑战大了很多。

提问：现在如果回头去看《长城》，你对于最终呈现的一个效果，包括市场和口碑满意吗？

张昭：《长城》我觉得叫做实验比较合适。首先它是中国电影工业化和好莱坞共同来打造的一个实验，长远上它的意义是很大的，但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当时也没有太多经验怎么来和消费者沟通，不太注重受众心目当中对于这样的东西到底会怎么看。这个是我们学到的很深刻的教训，你做什么东西一定要想受众心理基础，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当然，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的历史功绩是一定在的，但是成功不成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这个实践当中发现什么，学到什么，然后怎么在你下一部电影当中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影》，哪怕它相对成功，相对大家评价不错，这跟当时的社会、文化、消费者的心理、消费者的承受度，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怎么在内容和营销的过程当中，去洞察消费者的心理，社会心理、娱乐心理、文化心理，这个的重要性不亚于把一部片子做好，最后还是要消费者买单，他们要接受，或者他们要有反馈，我们有多大的进步，这是我在乎的。其实《长城》票房结果也不错，全球3.34亿美元（约合22.9亿人民币）的票房，但是不是收回成本就算成功呢？我不认为成功是衡量每件事情的核心标准。

我记得我们从张艺谋三月份生日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一步一步地跟大家来沟通张艺谋到底是谁，因为这是《长城》之后，当然也是G20之后，观众对张艺谋有很多成见，怎么重新沟通，这是一次巨大的沟通过程，从他是一个劳动模范开始，然后把他放下来，不是国师，而是一个爱吃面条的人，他生日最大的要求就是吃碗油泼面，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张艺谋，然后从一个真实的张艺谋出发，让大家了解他为什么这次是这样，他从上一次的创作当中怎么走出来，更往前一步，再到影片本身，沟通这些演员，再到沟通视觉的这样一个处理，也包括这次威尼斯的观众评价，也是跟国内观众的一次沟通。你看，老外比较爱看，包括跟媒体之间的沟通，也是一个大工程

提问：和好莱坞相比，目前我们创作最大的差距，或者说很难逾越的鸿沟是什么？

张昭：反过头来你论技术、论制作体系，好莱坞的体系是没有话说的，但他的体系带来一定的问题，就是成本过高，沟通成本也过高，实践成本也过高。我记得做《长城》的时候，现场70多个翻译，你刷一个墙都要沟通多少遍的。现在我们这个理论完全是本土的，沟通就很快，效率很高，成本也低。所以从制作体系来讲，好莱坞的体系是全球通用的，更加高科技，合作一次艺谋也很懂了。但实际上探讨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那好莱坞没法跟你探讨，他的体系有一定的制约性。所以，这次艺谋是获得了自由，如果从中国人讲述自己的文化角度来讲，这种自由是必须的，是不能被限制的，你要被限制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当然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所以他也不用操心说，好莱坞海外有多少市场，你也不用操心这个事，自然就有了。#电影正当夏##我在微博聊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