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为张艺谋把余华的小说《活着》改编有太大的问题。

余华的小说《活着》是另一个多元宇宙的世界，电影版的《活着》更像是综合了葛优巩俐演技大爆，一代影人优秀集合的经典佳作。

电影有电影的拍摄手法，讲故事的需求，自己审查限制。张艺谋弱化富贵的悲剧，本质是从电影角度思考的妥协，也不为过。

我很喜欢很多年前某条针对这部电影的评论：张艺谋明明在美化一些事情，某些时代，但是这部电影仍然没办法公映。

有人质疑为什么余华要把富贵的人生写得这么惨，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女婿，孙子…基本都因为各种不幸和意外离开，但是事实上，富贵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他是某个时代某些群体的缩影，一种浓缩性的代表。或许，没有那么人能够拥有这么不幸的人生，但是每种不幸都是某个时代常态发生的事情。

余华在小说里塑造的这种悲剧，宿命，其实就是真实的记录罢了。余华把无数人的悲剧“压榨”进一个家庭，这就成了寓言。现实中确实很难有家庭集齐所有灾祸，但现实中却有无数家庭分别承受了其中一种灾祸。福贵替他们“集齐”了，读者在极致的震撼中，反而看清了那整片“苦难的土壤”长什么样。

不过，这里有一个极其精妙的悖论值得玩味：余华虽然用福贵做“时代容器”，但他最伟大的笔触，恰恰是打破了这种“符号化”。他没有让福贵变成一个控诉时代的“复仇者”或“痛哭者”，而是让他用第一人称，把这一连串惨死讲得平平淡淡，甚至带着点诗意。

这种“极端综合的苦难”与“极端平静的叙述”之间的巨大反差，让福贵最终挣脱了“时代引领者”的角色，回归成了一个“仅仅在活着的人”。他用生命本身的状态告诉我们：历史终会翻篇，但生命那块顽石，永远在那里。

余华的小说是时代的藏笔，张艺谋的电影则是葛优和巩俐等内地演员最巅峰的联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