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上篇说，权力越大越缺安全感，所以最高权力者最主动定义罪名。但定义权还有更冷的一面——一旦把它做成制度，它就不再听命于定义者，反过来吞噬定义者。
商鞅是原点。他变法，把定义权从人治直觉升级成了制度：连坐、告奸、军功爵、户籍。秦孝公一死，太子即位，旧贵族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到了关下想进客栈，店主不认识他，只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他自己定的法，卡住了他自己。商鞅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史记·商君列传》）去魏国，魏人恨他当年骗了公子卬，不纳。回到封地起兵，败，车裂，灭族。作法自毙，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
锦衣卫是制度化案例。朱元璋建锦衣卫、设诏狱，让"谋反"由锦衣卫直接生产，胡惟庸、蓝玉两案诛戮数万，《昭示奸党录》刊刻全国。但造案的人，毛骧、蒋瓛、纪纲，最后也死在"谋反"罪名下——他们自己就是生产"谋反"罪名的人。
商鞅与锦衣卫，隔了一千六百年，机制却一样：定义权一旦封装进制度或机构，就获得脱离定义者、反噬定义者的能力。
对照上篇的赵构、乾隆：他们是定义权的"使用者"，不是"制度化者"。赵构用现成的军法定岳飞，乾隆用现成的政治符号定叫魂。真正把定义权做成机器的是商鞅和朱元璋（锦衣卫）。只有当定义权被封装进制度，它才不再属于发明者。
定义权最可怕的，不是它伤害了谁，而是它一旦被发明、被制度化，就再也不属于发明者。它变成一台自主运行的机器，所有人——包括造它的人——都只是燃料。商鞅，以及毛骧、蒋瓛、纪纲，是这台机器最早的几具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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