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将电影里那些固定不变、被反复造访的空间称为“中部地区”，这一观念的出处是迈克尔·斯诺的同名电影，对于斯诺以及他之前之后的很多创作者来说，“中部地区”往往是最普通的地方，比如一扇窗户、一道走廊或一条清晰的界限，它们都可以被标记甚至被机械化为电影的中心。
斯诺的电影组成了一条摄影机与空间的关系的序列，作品往返于自然和城市之间，寻找着不同题材的创作对象，如两个“行走的女人”的音乐与风景之旅（《纽约耳目控制》），不封闭的空房间（《波长》和《←→》，日常生活的小公寓（《标准时间》），几何原理（《滴水》，斯诺和另一位实验电影人、他的前妻乔伊斯·维兰德的共同作品）⋯⋯犹如画家重复描绘一座山峰，斯诺对拍摄视角的选择也是一种基于持续观看的几何学，他提纯了绘画中的无意识部分：不要任何人化的虚构元素，只有机器独自“穿越”环境。如果将他的画面放入故事片里，将会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几乎让人难以靠近，因为它们本质上并不借助人而存在，也不吸引任何层面的共情。正因此，我们至今也未能适应他的“人物”，这些被消除了个人气质的角色，会不自觉地进入镜头运动的轨迹，带来属于生活或类型片的气息，然而，事件总是还未开始就已经被越过。在《波长》中，演员们一入画，就会被迅速销毁，反而是一把明亮的黄椅子保持了观众的位置。
或许在当下，“实验电影”是一个略显尴尬的统称，但凡一部作品的形式具有挑战性，或者存在“缺失”，它就会被认为是实验的。然而斯诺让人想起实验一词原本的科学含义，他同时痴迷于最简单的原理和新型的玩具，甚至比很多传统电影人更依赖仪器的精密性，《中部地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的拍摄过程是几种飞行器、特定的想法和创造的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