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1岁的余华在北京初遇“红颜知己”陈虹，回家后，他毅然和发妻离婚，带着陈虹挤在不足6平米的地下室，每月靠40元艰难度日，没想到妻子一句话，让他狂赚1550万，从此人生开挂。
​​地下室在虎坊桥一带。门一关，白天也得开灯。墙上水渍漫成地图模样，被褥总带着股捂了的味儿。余华趴在小方凳上写稿，陈虹就挨着床沿看。屋里没地方转身，两人膝盖常碰在一起。
​​退稿信摞在墙角，用麻绳捆着。邮递员来送信，隔着门洞喊“余华同志，又有你的”，声音在楼道里嗡嗡响。余华接过来，拆开看一眼，塞进那摞信底下。陈虹不说话，把午饭端过来。午饭是馒头就咸菜，偶尔有半块酱豆腐。
​​“今天写什么？”陈虹问。
​​“一个地主少爷。”余华咬了口馒头，“把他写死算了。”
​​陈虹摇头。“你总想把人写死。”她顿了顿，“活着才难。”
​​余华没接话。夜里他翻来覆去，床板吱呀响。陈虹背对着他，呼吸很轻。他知道她也没睡。
​​第二天他去鲁院旁听。教室里暖气足，他穿着旧棉袄，热得出汗。有人聊起新潮的写法，说叙事要破碎，意义要消解。余华听着，手指在裤缝上划拉。他想起卫生院对面文化馆的窗户，总擦得锃亮，里头的人喝茶看报，日子像静止了一样。
​​回家路上他买了份《北京晚报》。报纸一角登着寻人启事，有个河南老汉来京找儿子，儿子三年前来打工，杳无音信。余华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
​​晚上他跟陈虹说：“我想写个普通人。”
​​陈虹正在补袜子，针停了一下。“怎么个普通法？”
​​“就是……活着。”余华说，“被命运推着走，但一直没趴下。”
​​陈虹把线头咬断。“那你得让他自己说话。”
​​“什么？”
​​“别用你那些花哨的腔调。”陈虹把袜子递给他，“让他用土话讲，讲他怎么熬过来。”
​​余华接过袜子，脚后跟的补丁针脚细密。他突然想起海盐卫生院里，那些张着嘴等他拔牙的乡民。他们疼的时候不喊，就攥着椅子扶手，手背青筋暴起来。
​​他开始重写。扔掉了之前那些刻意安排的死亡，改成福贵蹲在田埂上，对牵牛的人讲自己的一生。写的时候，他耳边好像真有海盐土话在响。写到家珍回来那段，他笔停了很久。
​​陈虹看了初稿，没评价，只说：“饿了，煮点挂面吧。”
​​两人蹲在走廊煤炉子前等水开。隔壁传来电视声，在播《渴望》。陈虹忽然说：“福贵不该恨命运。”
​​“那恨什么？”
​​“什么都不恨。”陈虹用筷子搅了搅面条，“就是活着。”
​​面煮好了，两人端回屋吃。热气糊在眼镜片上，余华摘下来擦。擦完看见陈虹在笑，笑纹很浅。
​​稿子寄给《收获》杂志。等回音那阵，余华去菜市场帮人搬过白菜，一天能挣五块钱。陈虹接了抄稿子的活儿，钢笔字写得小，省纸。有天她抄到有庆死的那段，抄着抄着，一滴眼泪掉在稿纸上，洇开一小块蓝。
​​余华看见了，没说话，出去买了根糖葫芦。回来递给她，糖衣在昏暗里有点发亮。
​​“会好的。”他说。
​​“我知道。”陈虹咬了一口，山楂酸得眯起眼。
​​《收获》回信来了，同意发表。编辑在信里写：“读完心里发沉，但还想再读一遍。”余华把信看了三遍，折好放进抽屉。晚上他们买了瓶二锅头，用茶缸子分着喝。喝到一半，余华说：“书名就叫《活着》吧。”
​​陈虹点头。“挺好。”
​​书出版后，动静不大。余华照样去领退稿，只是那摞信越来越薄。有天收到封信，是陕西一个矿工寄来的，信纸皱巴巴，说看了《活着》，想起他爹。余华把信收在装手稿的铁盒里。
​​转机来得突然。张艺谋工作室的人找来，说想谈改编。见面在东四一家小茶馆，对方穿着皮夹克，说话带陕西口音。“张导看了，说这小说‘有筋骨’。”余华不懂什么叫筋骨，只问：“能拍真吗？”
​​“能。”对方说，“就是得改些细节。”
​​余华想了想。“别改福贵那股劲就行。”
​​合同签了，版权费比想象中高。余华去银行存钱，柜员数了很久。走出银行，太阳明晃晃的，他站在台阶上愣了会儿神。
​​回家路上他买了只烤鸭。陈虹打开油纸包，笑了：“这么阔气。”
​​“以后常买。”余华说。
​​他们还是住地下室，但换了间朝南的，有扇小窗户。阳光能在下午照进来一小时。余华在这小时里写作，陈虹就坐在光里看稿。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飘。
​​电影在戛纳获奖的消息，他们是看新闻联播知道的。葛优捧着奖杯，镜头一闪而过。余华夹菜的筷子停了停，继续吃。吃完洗碗时，陈虹说：“福贵要是知道，该笑了。”
​​“笑什么？”
​​“笑还有人惦记他。”
​​水龙头哗哗响。余华冲干净最后一个碗，忽然说：“谢谢。”
​​陈虹正擦灶台，背对着他。“谢什么。”
​​余华没再说。窗外传来车铃声，叮铃铃的，由近及远。#一分钟精选视频扶持计划# http://t.cn/AXNzfk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