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周围的自然界既充满魅力，又神秘莫测。为了使之顺服，比如在干旱或瘟疫肆虐之时，人们会信任魔法咒语。而要想解释它们，就需要动用诸神的世界了。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有许多这样的解释：电闪雷鸣之时，是众神之王宙斯（朱庇特）在大发雷霆；火山喷发或地震时，是火神赫菲斯托斯（伍尔坎）在愤怒地锻造；雨过天晴时，彩虹女神伊里斯赶紧在天上划一道弧。其他文明的诸神世界也是一样，只是人格化有所不同。这种自然解释使得在某个领域完全有可能更深入地探究现象的本质。比如，通过系统地追踪星体在夜空中的轨道，巴比伦人能够对月亮、恒星和行星的位置做出非常准确的预测。通过细致地观察云在形成或鸟类迁徙时的细微差别，波利尼西亚人能够乘坐独木舟在海洋上顺利地找到数百英里的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相当多的文明获得了这种特殊的自然知识，其中两种文明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那就是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人和大约与此同时期的中国人。两者都超出了那种宙斯-赫菲斯托斯-伊里斯型的自然解释，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图景。这并不是说他们远离了自己对神灵的信仰，而只是说，他们不再把变化无穷的自然现象归于这些神灵。相反，他们设计了秩序原则和解释框架，使之能够按照少数几种主导观念来解释和进一步探究整个自然。

人们在吃饭时既能用刀叉，也能用筷子。记录语言时既能用字母，也能用文字。同样，人们也可以采取非常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自然现象，并对其进行明确划分。的确，这种处理方法和划分在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中显得完全不同。中国的方法主要以经验事实和实用为导向。公元2世纪的张衡试图找到地震发生的规律性，从而及时提供预警。这种以观察为基础的研究背后是一种在漫长的时间里明确下来的相互关联的世界图景。在这种图景中，所有现象都可以各居其位。而希腊的方法则不像中国那样“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普遍化先于资料收集，经验事实被纳入一种理智构造，与实际问题的联系几乎不存在，思想非常抽象和理论化。在中国，秦始皇统一了全国，此后实现了一种综合，从那时起，这样一种方法和世界图景便大体确定下来，而希腊思想却发生了永久的分裂。在雅典，哲学的形态表现为抽象的理论构建，在亚历山大则表现为数学。例如在雅典，哲学家们大体解释了地球与宇宙其余部分的关系，而在希腊的殖民地亚历山大，数学家则计算了天空中行星轨道的模型。雅典与亚历山大的这种方法上的分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H·弗洛里斯·科恩《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