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梁晓声经人介绍，跟北京姑娘焦丹相亲。俩人一见面，梁晓声就把底儿全交了：“我一个月工资42块5，得寄30块回东北老家。家里还有五个兄弟姐妹，我大哥精神不太好，得常年吃药。我自己老熬夜写东西，身体也不太扛造……”

焦丹听完，没炸也没躲，就轻声问了一句：“那你还够买稿纸和墨水的不？”

梁晓声一听，心里头那块大石头，咣当一下落了地。他低头喝了口搪瓷缸里的热水，烫得嘴皮子一麻：“够，就是得勒紧裤腰带过。”

后来俩人又见了两回，都是在公园长椅上。第二次，梁晓声带了本《人民文学》，里头有他发表的小说。焦丹翻到折角那页，瞧见旁边用铅笔写着：“这篇得了28块稿费，给娘买了件棉袄。”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梁晓声不好意思地搓搓手，脸都红了。

第三次，是焦丹主动约的。她站在工厂宿舍楼下，递过来一个布包：“上个月加班多，发了点补助。你拿去买点好稿纸，你那个太薄了，洇墨。”

梁晓声没接。焦丹也不跟他客气，直接把布包塞进他怀里：“不是白给的啊，等你以后出书了，得在扉页上给我写句话。”

那年冬天来得早。俩人一确定关系，梁晓声就带焦丹去西单买了斤毛线。焦丹手巧，给他织了件深蓝色的毛衣，剩的零线给自己钩了副手套。梁晓声看着她低头绕线的样子，忽然觉得，在北京这偌大的城里，他好像也有了个小小的、暖暖的窝。

过年的时候，他还是照旧往家寄了30块钱。寄完身上就剩三块二了。焦丹知道了，二话不说拉着他去菜市场，买了两根大骨头、一把白菜、几个土豆，回他那间不到八平米的小宿舍，用煤油炉炖了一锅汤。热气腾腾的，糊满了窗户。俩人一人一个馒头，喝着热汤，焦丹说：“我爹妈都知道了，他们说，人实在，比啥都强。”

开春，俩人打了结婚报告。可真到领证前一晚，梁晓声翻来覆去睡不着。爬起来在灯下写信，写一张撕一张，最后就剩一句：“我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第二天递给焦丹，焦丹看完，从兜里掏出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上面是她秀秀气气的字：“我跟你，是看中你这个人。别的，咱俩一起扛。”

婚礼没办，就散了些糖。同事起哄让讲讲恋爱经过，梁晓声憋得脸通红，一个字都挤不出来。焦丹大大方方站起来，笑着说：“他就是实在，实在得有点傻。可我就觉得，跟实在人过日子，心里踏实。”

新房就是他那间单身宿舍。焦丹搬进来，屋里多了个脸盆架和她的缝纫机。夜里梁晓声趴桌上写稿，焦丹就在缝纫机前做点零活。嗒嗒的机子声跟他写字沙沙的声儿混在一块儿。梁晓声有时候写到卡壳，回头一看，焦丹正低着头，专心致志地缝一件旧衣裳的领子，他那颗焦躁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

头一个月工资，他还是先寄了30块回家。剩下12块5，连工资条一块儿交给焦丹。焦丹数出5块塞回他手里：“买烟，买书。”剩下的7块5仔细收好，“这个月菜钱我这儿有，厂里刚发了副食补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细细的，缓缓的。梁晓声稿子发得越来越多，偶尔碰上反响不错的，能多拿几块稿费。头一回拿了超过50块钱，他乐呵呵跑去百货商店，给焦丹买了条淡粉色的纱巾。焦丹系上，在镜子前照了又照，嘴上说“瞎花钱”，可那条纱巾她戴了好多年，洗得发白了都舍不得扔。

后来老家来信，说大哥病又重了，想来北京看看。梁晓声正愁挂号难、住处挤，焦丹已经托她医院的表姐把医生联系好了，又把宿舍里唯一的双人床让出来，自己搭了个行军床。“让大哥和婶子睡床，咱俩年轻，挤挤没事。”那是梁晓声头一回在她面前红了眼眶，转过身去假装找东西，听见焦丹在身后轻声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好多年后，梁晓声在散文里写：“婚姻像一条河，刚开始你以为自己在渡河，后来才发现，是那条河载着你往前走。”而焦丹，就是那条河最平稳、最暖和的那段水流。她没说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话，只是在梁晓声每一次把“有什么”“没什么”都摊开给她看的时候，她都稳稳接住，再轻轻说一句：“知道了，咱想办法。”

所以后来旁人总说梁晓声有福气，他心里门儿清：哪有什么平白无故的福气。不过是从一开始就实打实地说清楚自己的情况，两个人把最真实的日子掰开揉碎了，再一起和成团，捏出个虽然简陋却结结实实的未来。那些关于稿纸、毛线、骨头汤的小事，早就像针脚一样，密密地缝进了他们的年月里，再也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