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物碰个面#
四虎蟠龙纹豆
春秋晚期
@上海博物馆 藏
@山西博物院 青铜分馆 #致和——春秋时期的晋与吴# 展出

这件青铜豆敛口深腹，下接豆柄与圈足；器盖顶端设圆形捉手，倒置可作食盘。器物最突出的特色，是豆盘外壁对称分布的四尊立体伏虎，群虎依附器壁，前爪攀住口沿、后足蹬抵器腹，体态矫健，造型写实，立体雕塑与器身浑然一体。器盖、器腹、豆柄通体满饰细密规整的蟠龙纹，采用春秋晚期成熟的印模工艺铸造，纹路繁复流畅，是晋—侯马式青铜器的典型纹饰特征。上海博物馆藏这件四虎蟠龙纹豆的圈足为后世配补。

上博这件豆平时不在常设展线上，平时特展也展的少，本次借来也没咋宣传。我偶然发现后便专程前往。巧合的是，楼下#守心——李夏廷考古绘图艺术展# 中也展出了这件的线图（图7）！

1923年，山西浑源县李峪村村民高凤章等人耕作时意外发现一批东周青铜器，出土数量约数十件，器类涵盖鼎、豆、壶、盘、尊等礼器，兼及车马器与兵器，组合完整、规格极高，后世称其为“浑源彝器”，也叫“李峪铜器”。时值民国战乱，文物保护机制缺失，器物出土后随即遭村民私分哄抢，很快流入古董市场。法国古董商王涅克率先赶赴当地，暗中收购二十余件，辗转运往欧洲展出散售；其余器物经国内古董商持续流转，其中一批曾于1948年被试图以“仿古品”名义从上海海关走私出境，经上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拦截成功，后移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为上海博物馆早期核心藏品，四虎蟠龙纹豆即在其中。目前已知存世的浑源器约四十余件，分藏于海内外十余家机构，成对的两件四虎蟠龙纹豆自此分离：一件留存上海博物馆，另一件流失海外，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8）。上海博物馆藏品在移交时柄部以下残缺，正是参考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才得以按图索骥完成修复。

这批器物自出土以来便受到学界高度关注。通过器型、纹饰与铸造工艺比对，结合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出土的数万块陶范标本，学界已明确四虎蟠龙纹豆及浑源器群主体均属春秋晚期晋系青铜器，铸造技术源自晋国都城新田的官方铸铜作坊。纹饰采用成熟的印模工艺，工匠预先刻制纹饰母模，在未干的陶范胎体上连续按压，形成规整的二方连续蟠龙纹；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同类纹饰印模与范块，可与浑源器的纹饰单元精准对应，同批出土的牺尊、鸟兽龙纹壶上，甚至能识别出同一母模重复按压二十余次的痕迹，是侯马铸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典型标志。立体伏虎装饰采用分铸嵌铸工艺，虎形饰件单独制模铸造成型后，嵌入器身范腔与器体浑铸为一体，衔接过渡自然，兼顾装饰性与器身结构完整性，是春秋晚期晋系青铜雕塑工艺的代表性手法。结合与太原金胜村晋卿墓、侯马上马墓地出土器物的比对，这批器物年代可锁定在春秋晚期，早于战国三晋铜器风格，属晋—侯马式青铜器鼎盛阶段产物。它们的集中现世，首次完整呈现了晋系青铜工艺的北方传播面貌。

李峪村地处恒山北麓，春秋时为代国核心疆域，处在晋国、燕国与北方戎狄部族交界地带，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汇前沿。197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李峪村发掘清理3座东周墓葬，其中1号墓为土圹竖穴墓，一棺一椁，棺内为女性俯身直肢葬，形制与随葬品规格均属高等级贵族墓葬。结合1923年出土器物的组合规模与礼器等级，学界主流认定这批铜器出自代国国君级贵族墓葬，是晋北代国高等级墓葬的核心遗存。从文化面貌看，这批器物呈现鲜明的“晋为主体、多元交融”特征：超半数器物为典型晋式风格，纹饰、器型与铸造工艺均直接承袭侯马铸铜体系，印证代国与晋国紧密的政治文化关联，晋国青铜技术与礼制文化深刻影响了代国上层社会；同时器群中也包含少量燕式器物与带有北方游牧文化特征的器类，与桑干河流域玉皇庙文化、小白阳墓地出土物存在共性，直观反映代国作为边地政权的文化融合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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