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一代在七十年代完成中西关系正常化，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其实就是改开的序曲，这件事他们不做的话，后来人想做，难度就会指数级飙升，甚至很可能像苏联一样做不成。同样总设计师没有南方讲话，那对于后来者来说想大胆破局，难度也是指数级飙升，也有可能根本做不成。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政策，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仅有连续性，后代也是按照前代逻辑走，而前代也是将责任扛在自己肩上来减轻后人压力的。每一代都会有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从没有人消极地把问题一股脑往后扔，只为自己手脚干净。离开这样的传导链条，孤立地评价一个时代和一系列决策，都是很难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