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布拉德舍在老朱的悼文中，提到老朱与各省份达成的这场“重大财政协议”，也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在我看来，这项改革，而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或许是他留下最重要的政策遗产。
按照这份“重大财政协议”安排，中央将原先由地方政府征收的税收收入进行集中；作为交换，地方政府可以依靠土地出让、预算外举债，为持续快速扩张的财政支出筹措资金。

依托这套制度，地方政府各类直接、间接支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的主要驱动力，而支撑这部分支出的资金，来源则结合了土地相关政策，以及各类直接、间接举债。
无论主观上是否有意为之，这场改革催生了实质上属于中国版本的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这套模式最早大致由德国与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探索成型，二战后巴西、苏联、日本以及其他多个经济体相继沿用发展。

——Michael Pett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