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奇明演的余高远这个小镇做题家被很多观众骂，因为对角色描写过度。但我觉得更大问题是比例失衡，而失衡的原因，我想也不是完全出在编剧不加节制（至少不是第一因素），而是在本应该深入着墨的地方，无法深入。在两高的牵头之下，一个讲我国法治进程的剧（注意是近代进程史），它圆规尺度能画多大，已经很明了了。从文本展示上，也就变成了个体的问题，从细从深，纵深上都可以舒展，而历史的问题、集体的问题、体制的问题、结构性问题，那是必须“意思一下”就缩回去的。

既然讲进程，就无法规避严打期，既要依据事实描边，又不能太赤裸地展现，于是从头到现在近半程，几乎每个案子，除了憋还是憋，从气息最清朗的高等学府到现象最浑浊混乱的地方，始终没有一处是能昂首高歌的，因为是真的没办法高歌，它扣于主题，注定没办法爽感叙事，再被框住要求缩手缩脚，那能展开写出点花的，确实只有个人身上的灰色。

现实主义者并非无理想光谱，但利己主义却是可以跳脱时代局限来轻松素描的。放在当时和现在，这样的人多吗，多，混得好吗，往往很好甚至更好，因此也造成了几十年过去，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现实局面。而另一层可能容易被忽视，即为什么要树几个“天之骄子”，这放在现在，不值一提，但在当时，需想在此之前十年正在发生什么，恢复高考又才多久，而“坚果”以来，我们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如何、在历经一些历史时期后，天之骄子、也就是“高材生”整体又降到了几层。但恰恰这个进程的推动、这些重要岗位需要的，是拥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骄子们，一个人无法理解超越认知的事，受教育水平，很重要，而这在当时，非常难解、或者说无解。

陈一众那个案子判重了，地方系统的老师不在结果出来前给他明示，这说明他也在经验之谈，而没有为师的底气，夏英杰那案子判错了，但错案上下每一环的真实问题，不敢给观众展示太明白，摸到了但大门不敢打太开，只好让你去取用的边角里窥历史一角，“噢，懂～” 余高远那案子给了官二余地，但只敢写一场受害人家属痛骂几个小年轻的戏，连老登都不敢对着骂，别说明着指三驾机器。所以写来写去，可以重点“戏剧”处理的只剩一些个人，律师“双雄”是一种戏剧展示，余高远也是，还得当面镜子使，而“使命”和“责任”更大例如陈一众，那不能的，得稳稳的，得修法呢，真正的形象代表必须稳～

至于选角，余高远要这么写，确实可以找再周正一些的。但这也不算编剧的工作。[喵喵]#重器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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