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年，王莽第一次改币。
此后十余年间，他又改了三次。错刀、契刀、大泉、小泉、布币、龟贝，轮番登场。每一次都伴随着严刑峻法和强制兑换。史书里留下一句极冷的话：“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百姓清晨醒来，不知道怀里的铜片还值几何。商旅不敢远行，农人守着谷子不肯出售。律令越严，黑市越盛；黑市越盛，律令越严。最终，币制没救得了新朝，反而成了压垮它的第一根稻草。
当一个市场不知道明天的尺度是什么，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

公元301年，罗马帝国通胀如潮。
戴克里先皇帝想了一个办法：为上千种商品规定一个“公正的价格”。从谷物、肉类到工钱，事无巨细。违者，死。
法令颁布后，市场突然安静了。摊位空了，店铺关了，商人把货物藏进地窖。公开交易消失了，巷子深处的黑市却比从前更贵。饥饿的市民发现，皇帝定下的价格买不到任何东西。
几年后，法令自行失效。没人宣布废除，它只是像一块石头，沉进了历史的河底。
价格是一种语言。强行捂住它的嘴，它不会沉默，只会换一种更隐秘、更昂贵的方式说话。

这两个事，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手执权柄的人，太相信自己，而太不相信市场。他们以为规则的频繁更替是“适应变化”，以为价格的强力约束是“保护苍生”。但最终，每一次越过边界的努力，都换来了更大的混乱、更深的沉默、更长的冬天。

市场其实不需要太多老师。它需要的，永远都是稳定的时间，透明的尺度，和懂得敬畏市场，敬畏规则，敬畏边界的人。

其实这个世上永远都有一个准则：有些事，人力可为；有些事，人力不可为。可为之处，应当有为；对于不可为之处，最好的作为，也许就是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