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由”成为遮羞布：评张丹丹教授的“灵活就业福利论”

2026年8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在一档财经访谈节目中，面对“灵活就业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提问，作出了这样一番回应：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朝九晚五的工作“牺牲了自由换来的社保”，而灵活就业者“要的是自由度”，“自己管自己，就不会有单位为他们缴纳社保”。

这番话迅速引爆舆论，被网友直斥为现实版的“何不食肉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言论暴露了某些精英群体与普通民众之间日益深重的认知割裂。一位顶尖学府的副院长、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资深学者，为何会说出如此脱离现实的话？这绝非一句“口误”可以解释，其背后折射出的，是象牙塔内某些人对于底层生存处境的彻底漠视。

一、被偷换的概念：“别无选择”与“主动自由”

张丹丹言论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将“被迫无奈”偷换为“主动选择”。

她口中那个“自主安排工作、自由调配时间”的灵活就业图景，与2亿灵活就业者的真实处境之间，隔着一道天堑。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突破2亿人，涵盖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兼职零工等众多群体。他们当中，有失业后临时谋生的中年人，有难以入职大厂的年轻人，有兼顾家庭无法固定上班的打工人。他们选择灵活就业，从来不是因为厌倦了朝九晚五的束缚、主动追求所谓的工作自由，而是找不到稳定的全职岗位，只能靠碎片化工作勉强度日。

张丹丹将这种被动的生存妥协包装成“福利”，无异于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你没有饭吃的“自由”，是多么可贵。一个拥有北大编制、稳定薪资、完善社保的教授，坐拥每年两个假期和大量自主支配的时间，却居高临下地告诉2亿为生计奔波的劳动者:“你们的灵活是福利”。这种错位，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精英的傲慢。

张教授口中的“自由度”究竟是什么？对于外卖骑手而言，“自由”意味着没有固定底薪，意味着雨天单多却要冒生命危险骑行，意味着系统算法随时调整派单规则；对于网约车司机，“自由”意味着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才能覆盖车租和油费，意味着没有带薪病假，生病一天就断了一天收入；对于各类零工，“自由”意味着没有劳动合同，被辞退无需补偿，工伤自己承担。这样的“自由”，与张教授坐在书斋里畅想的“自主安排”“自我管理”，根本是两个世界。

二、被掩盖的真相：没有保障的“自由”是什么？

张丹丹的论述中，刻意回避了灵活就业最核心的痛点，保障的全面缺失。

她只对比了“时间自由”与“考勤约束”，却对社保、医保、工伤保障、劳动权益只字不提。正规就业者享有五险一金，生病、失业、工伤都有制度兜底，退休后有养老金保障晚年生活。而绝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没有正式劳动合同，无法享受职工社保。他们需要全额承担单位和个人两部分的社保缴费，养老保险缴费比例20%，医疗保险8%到10%，总费率高达基数的30%左右。如此高昂的负担，严重抑制了参保积极性。许多灵活就业者月收入不过几千元，若全额缴纳社保，每月要扣掉一千多元，剩下的钱要养家糊口都困难。于是他们只能在“现在捉襟见肘”和“老了没钱”之间做痛苦的选择，而这，就是张教授口中的“福利”。

更恐怖的是她反问式的逻辑，“为什么要有一个单位为为你支付社保呢？或者国家或政府层面为什么要为你支付这么多东西呢？”这句话暴露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保障是需要“资格”的，是需要“单位”来赋予的。而那些没有单位的人，似乎天然就不配享有社会保障。这种将劳动者划分为“值得保障”与“不值得保障”两个群体的逻辑，与现代社会劳动保障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难道一个人没有进入体制，没有找到稳定工作，就不配拥有体面的晚年、不配在生病时得到救治、不配在工伤时获得赔偿吗？这种精英式的冷漠，令人不寒而栗。

三、精英的傲慢：坐在书斋里想象人间烟火

张丹丹并非完全不了解灵活就业群体。据公开资料显示，她曾对这个群体做过大量调查研究，也曾在其他场合表达过为他们争取社保的呼吁。然而，正是这种“了解”让她的言论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一个深知这个群体困境的学者，竟然能在公开场合用如此轻佻的语气，将他们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描述为“福利” 。

这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某些精英学者习惯于在学术框架内解构一切社会现象，用模型、数据和理论推演替代对真实生命的体察。在他们的思维中，一切都是可以“权衡”的，用社保换自由，用稳定换灵活，仿佛这是一道平等的选择题。但对于一个外卖骑手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选择”，而是没有选择。将“没有选择”美化成“主动取舍”，这难道不是残忍？

试想一个简单的对调：如果让张教授本人放弃北大的事业编制、放弃稳定的月薪、放弃学校缴纳的五险一金和职业年金，去街头送外卖或开网约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障，生病了只能自己扛，她会欣然接受这份“福利”吗？她还会认为这是“自由度”极高的美妙生活吗？恐怕答案不言自明。然而，正是这种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福利”，被她堂而皇之地加诸于2亿最脆弱的劳动者身上。

四、学术良知与责任：学者当有敬畏之心

张丹丹的言论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舆论反弹，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学术观点”，而是因为她触碰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公平与尊严。

2亿灵活就业者，是这个时代最庞大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他们用汗水支撑着城市的运转，却始终游走在社会保障的边缘。2026年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相关审议中也明确指出，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覆盖不足是突出问题。从国家到社会，都在努力为这个群体撑起制度的“保障伞”。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顶尖学府的副院长、劳动经济学教授，不仅没有为这个群体的权益鼓与呼，反而用“福利论”为他们本就艰难的处境涂脂抹粉，这不仅是学术良知的失守，更是对社会公平的轻慢。学术研究可以理性分析，可以比较不同就业形态的利弊，但绝不能以冰冷的经济学名词掩盖活生生的苦难，绝不能将结构性困境包装成个人选择的“福利”。

真正的学者，应当走出书斋，俯下身子，倾听民间的疾苦与呐喊。 而不是坐在象牙塔里，用冷冰冰的理论模型，将底层劳动者的生存挣扎包装成“福利”与“自由”。张丹丹教授欠2亿灵活就业者一个道歉，也欠学术良知一个交代。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能够真正走进现实，用他们的知识为弱势群体发声，为制度完善建言，而不是站在高处，对着人间的烟火讲出“何不食肉糜”式的荒唐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