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何选择了重农抑商

（这也是老大篇了，本博关于古代经济和社会生产的基本观点，大多都体现在这篇文章里，也是过去从没在微博贴过完整版，这次全篇发一下方便阅读）

先从一段历史讲起，众所周知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一个重要理由是，天下财富是恒定的，不是在官就是在民，官家要聚敛财富，就必须从民那里征收，这就必然导致负担加重民不聊生。司马光这段话，反映的是古代经济的事实，即农业时代财富是不增殖的，教科书常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是这个意思，生产多少最终都要被消耗掉，没有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因为生产几乎没有剩余。古代农业经济，其实就是在封闭体系内“生产-消耗”的循环。这个意义上，司马光讲得是很对的，所谓理财，其实就是国家变着法子从民间收钱，那当然太不正义，吃相也太难看。

但王安石错了吗？真正对的其实是王安石，原因就是司马光和他背后的士大夫阶层在避重就轻。他只讲了官和民的对立，却有意隐去了存在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实，这个中间商就是士大夫阶层以及与他们有密切关联的商人。众所周知，宋代商业繁荣，在封建时代够得上是商业文明王朝了，然而没有生产力跃升，生产剩余少得可怜，它发达的商业是怎么撑起来的？答案就是士大夫和商人敛财。比如朝廷每年要给辽夏价值五十万的岁币，这笔钱是让异族赚走了？并不是，游牧民族生产能力差，基本生活物品都依赖与宋的贸易，他们拿到钱后，就拿钱买宋朝的粮食和手工业品，这笔钱就完整流回了大宋的土地，但转了一手，从朝廷手里到了商人手里。商人低价从农民那里收购物资，再高价卖给异族，等于最后朝廷的岁币的一部分永远落进了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士大夫的口袋。但朝廷每年还得出这笔钱，这笔钱的负担主要来自对农民的税收，农民卖物资给商人得了四十万，却要承担五十万的税收负担，而商人赚了十万交商业税一两万，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钱了。

这其实相当于中央银行每年拿出五十万两硬通货放水，商业经济和市场当然被刺激起来了，但流通中的利润也全被商人赚走了。宋朝这样的放水漫灌的行为很多，比如连年打仗持续投资军事，比如给官员发高工资，这些钱最终都扔进了汴梁的繁华酒肆里，以至于商业税规模一度超过农业税，然而朝廷为啥一直赤字呢？废话，这个钱本就是朝廷放出去的，转了一圈缩水了再收回来，而农业税那边又很难有质的增长，结果不就是入不敷出了。而农民既要给朝廷纳税，又要供应城里繁荣的商业和市民生活，活不下去了只能借高利贷，高利贷还不上只能把土地低价抵押给商人，商人和士大夫就控制了天下的生产资料，生产最终完全给他们这些中间商服务了。黄河决堤治不了，西北边患解决不了，农民一直活在破产边缘，政府慢慢快成吃干饭的摆设了。

按司马光的理论，天下之财七分在士大夫和商人手里，这才是所谓藏富于民的真相。所以王安石要做的，就是把钱从他们手中拿出来一部分，给政府用来办公共事业，也让农民负担没那么重，注意不是减轻农民对朝廷的义务，而是减轻农民对商人的上供，所以变法也不是搞福利，但也不算盘剥农民。这时的宋代商人，已经和士大夫甚至和皇亲国戚深度绑定，他们的反对声，当然也就演变成了朝内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宋朝那种商业文明，其实是伪商业文明，完全是靠政府投资撑起来的浮华泡沫，所以也脆弱至极，开封城昨天还在纸醉金迷，今天就成了残垣断壁了。金国的战斗力在古代游牧政权里甚至排不进前列，但他们就像一个莽汉朝着危房踢了一脚，这个危房竟然就塌了，这就是在农业时代搞商业文明的后果。本质上是农业生产力背景下，不存在大力发展商业的条件。小范围的商品交换有利于促进社会福利，但由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产出工业品，社会财富没有增长，流通只会像司马光说的，左手转右手，甚至每个环节有人克扣一点囤积一点，越流通财富越缩水，只会加速社会资源向少数人聚敛，贫富差距增大不说，朝廷也没钱搞国防水利等公共事业，这就是国家的空心化。即使是今天，金融带来的空心化问题都是社会的痼疾，别提那个年代了。所以农业时代的商业，是没法和今天同日而语的，商业文明缺乏给社会带来加成的条件，也就不会如某些人所想如果古代坚持搞商业面向海洋就会建立一个更开放更繁荣的文明。中国古代官方也要发行货币，但这个货币是流通的润滑剂，是方便朝廷记账农民交税和民间物资的必要流通的，真正的硬通货一直是粮食。对商人的认识，汉代晁错的《论贵粟疏》里总结得很明白，也基本代表了古人的总体看法。

然而“抑商”并不是人主观上的选择，而是社会制度竞争的结果，是商业文明没打过重农文明，重视商业的竞争力不如抑商的，才形成了重农抑商。古代经济结构简单，逻辑其实也不难，农业生产剩余就那么多，要想提升国家能力，就要一方面提升生产剩余，一方面将生产剩余整合起来才能办大事。那有人就觉得，为啥要整合呢？让老百姓自由使用自己劳动赚的钱不好吗？在中国，这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大陆的季风气候的不稳定，导致农业生产一直面临水旱灾害的威胁，每户农民每年都有概率面对绝收风险，而且今年丰收明年可能就要绝收了，五年内几乎每家农民都要经历一次绝收危机。如果按照纯粹的自然经济，各家种自家地吃自家地，几年时间大家都要饿死。所以就必须把农民口粮之外的剩余整合起来，建常平仓制度，一地绝收其他地方可以将粮食转运到灾区救济，各地之间能建立起资源的调配转运体系，这样大家才都能活。欧洲和印度的气候稳定得多，农业生产就有明确预期，为抵御风险而屯粮的需求就没那么大，这也是他们能保持各过各的的状态的基础。

粮食之外更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华夏这块地方，外有游牧民族劫掠压力，内有大河泛滥的水患威胁，整个民族头顶是悬着剑的，没有足够的人口，就无法解决这种毁天灭地级的灾难。不说黄河，就像都江堰那个级别的水利工程，每一步的实现在那个时代要动用的民力都是天文数字。这就要求整个经济体系必须能养起尽可能多的人，而他们还要全力生产以尽力提升生产剩余，国家好拿着这些剩余去组织军队和民力办各种大事。而商业文明的短板就在此，商业是天生抑制生育率的，花钱能买到口粮，就不用为了扩大再生产而生育，有生产剩余也消费出去了不会转化为人口，缺粮了要买缺人了就搞雇佣兵。这就导致早期商业文明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也使它们没有办法以有形政治实体的形式存在。既不能抵御灾害，人口和组织力也远不如重农文明，真正面临危险时钱又没法变成人口和粮食，在农业时代自然是被淘汰了。不是老祖宗们喜欢种地所以才重农，而是重农路线取得了胜利而形成了重农抑商的传统。

“重农”可不是自然而然的路线，网上玩梗“种地是中国人的种族天赋”，事实是谁天生那么勤奋，都是被生存逼的。地球上很多水热条件好的地区，并没有自动形成我们这种人口众多行政结构完整的种植文明，大家不缺吃的没啥生存压力，谁没事干辛苦劳作一辈子就为种粮食呢？在中国其实也一样，如果人人都短视只顾今天，那也不需要规模庞大的种植业，但文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重农的动力来自组织，人们为了抵御风险而结成组织，而组织意识到重农才能根本地对抗风险，所以一直致力于拉人从事种植业，勤奋耕作，专心生养而非游戏人生。

古代政府从来不敢无为而治，在古代低水平的生产力条件下，保证全国人民都能种好田吃上饭，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工程。首先要组织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官员需要教会农民种田，保证种地可以养活普通人家的吃穿，要用各种宣传上和政策上的手段劝农，并且抑制经济空心化。其次政府不仅不像传统认为的排斥技术，相反政府一直在鼓励手工业者开发新技术，并主动促进技术向下普及。再次就是大量基础设施和工程的修建，尤其是跨行政区域的水利工程，这是古代农业能否稳定产出的命门所在。这更不是靠一个地方的乡贤士绅捐点钱就能搞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救灾，中国多自然灾害的属性，使得维持农业生产就必须面对救灾的问题。政府在物理上建立常平仓，政策上减免税赋并提供类似保险的措施，帮助受害农民度过难关等等。本地的工作做好了，还要组织人员向外开垦荒地，将人口稀少地区的土地利用起来，这才让华夏民族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展，千年前的荒野今天都成了沃野千里。重农抑商的社会，决不是保守的无为而治的，而是通过大量具体工作才实现了全民族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中华文化圈也随之成为了全球人口的爆点，这一切都不是老天爷捏泥人降下来的。

而重农路线在政治上的影响，就是大一统秩序的形成。商业文明不会形成大一统，因为资源流动性强，会汇聚于一个个支流，而难以形成合力，所以商业发达的地区各地离心力更强，继而形成由一个个小僭主主导的政治秩序，大家各过各的，缺啥了花钱买，互相不承担责任，同时谁也灭不掉谁。而重农路线就要求天下资源有一个集中汇聚点，如果资源汇聚方向不统一，各个中心之间必然会产生竞争，最终结果还是天下一统于一个权力中心。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六国，其实就是这样的政治实体锦标赛的体现。商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铁器的普及，让金属工具和兵器不再是奢侈品，大规模农业生产和大规模的军队都有了形成条件，各国都开始实践重农路线，小诸侯国被不断吞并而形成了几个大的政治实体。而商鞅和秦国则是把这条路线做到了极致，秦国的人力和土地的潜力也被开发到了极致。这就使得列国的竞争中，秦国既不缺人也不缺粮，能在长平把赵国活活耗入绝境。有些文人总想象秦国苛政，老百姓都不愿在秦政下生活，实际情况则是，在秦统一六国前，各国遭遇灾害饥荒，只有秦国靠着重农和搞都江堰郑国渠这样的大工程，有足够的粮食剩余，于是楚国三晋百姓纷纷投向秦国，秦国有了人有了粮，才有了发动统一战争的物质条件。老秦人并不是各个都是赛亚人战士，上战场并不能以一敌十，秦国能横扫天下，靠的就是拥有强大的粮食和人口的生产能力，血条厚再生能力强，以力压人把六国活活耗死的。

几十年后又有晁错，他的《论贵粟疏》是重农抑商名篇，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指导思想。有些人迷信文景无为而治，国家府库自然就满了，这完全是幻想。轻徭薄赋是为了防止老百姓往诸侯国逃荒，而真正实现物资充盈的是汉代版的重农政策，有了人是第一步，关键是把人组织起来搞生产。所以晁错主张重农开垦并且抑制商业，以及和商鞅一脉相承的奖励生产，朝廷因此积攒了钱粮和人力，并随之产生了向心力。诸侯国在政治实体竞争的压力下难以为继，这才发动了叛乱要孤注一掷，但力量差距注定了会失败。所以一个“推恩令”就想解决地方诸侯问题，那完全是笑话，是朝廷的物质积累和军事胜利，才形成了大一统的物质根基。商鞅和晁错，两个人都提出了一套重农策略巩固中央集权，二人也都因动摇了贵族和地方势力的利益而遭到诛杀，而诛杀他们的人却又被他们掀起的历史洪流冲刷干净，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运转的。多想粮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历史就不再是迷雾重重，直到近代教员也是用这种思维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功。

最后还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走出重农抑商的逻辑。这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搞工商业，商业发达了需求多了就引发工业化那么简单。前面一直在说重农抑商有多必要，这里就要谈谈，重农抑商同样是我们这个文明的负担。《大明王朝1566》大家都很熟了，为啥改稻为桑是死局，因为农民不种稻子，就要花钱买口粮，但农民放弃种粮拿到的补偿是不足以弥补离开土地带来的口粮损失的，那就只能贱卖土地，土地卖了钱花完了那就只能饿死。这就揭示了古代商品经济和手工业难以大规模发展的本质了：农民离开土地，缺的口粮是没地方补的，拿钱买粮那粮价也会水涨船高，结果就是花的钱永远补不上口粮缺口。极少数人离开土地，还能动用常平仓等生产剩余找补，几个县的农民不种地了，那就是国家工程了，要从几个省的生产剩余里节约出口粮给不种地的农民。政清人和时好说，王朝中后期系统熵增加剧后，这个复杂的涉及多个部门的转运工作就很难达成，这就要饿死人。上千万农民进城打工的话，把全世界的粮食剩余运过来都补不上这么大的窟窿。

所以中国的重农经济，发展到后来就成了陷阱，越重视农业人口增加越厉害，人口增加越多就越依赖农业，到最后几亿农民彻底被捆死在土地上了，这么多人口却干不了任何别的产业，社会也没有剩余发展别的产业。仅有的手工业，也只是农闲时期农民干点杂活撑起来的，不可能成气候。所谓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是被某些人高估了，这种所谓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成商品经济，因为根本没有解决农民离开土地口粮缺口怎么补的问题，也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发展任何产业，首要的都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有没有足够的人参与，决定了新兴产业能不能被撑起来。商鞅时期，要解决如何把人拉进土地的问题，到了需要工业化的时候，就要解决怎样把人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问题。那么工业化鼻祖英国是怎么解决的呢？历史课都学过英国“羊吃人”，土地被资本家大量兼并用来养羊，农民失了地只能进城到工厂谋生，英国的工业化由此获得了土地和人力资本。问题是，没人种地了，口粮是怎么解决的？要注意英国体量比中国小得多，以及英国是欧洲诸多僭主政治的一个分支，商业文明在这种情境下就起了作用。英国海外殖民掠夺来的财富，可以向别的经济体购买所需的各种物资，体量小所以花钱还可以搞定。但这远远不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是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制，殖民者大量使用黑奴，低成本地从种植园攫取农产品，这才让花钱买农产品成了件划算的事情。等于本地的农业劳动力缺口，被殖民地奴隶补上了，而且成本被压得更低。即使如此，英国本地穷人也是度过了工业化初级阶段非常艰苦的时光的，他们的口粮也仅是勉强糊口水平。

不负责任地猜测，英国菜难吃到震古烁今，应该就是那个口粮紧缺时代的遗产。谈不上食材更谈不上烹饪技术，资本家花钱引进口粮，当然是能省则省，饿不死人就够了，工人没有自己种的农作物，只能是人家供应啥就吃啥，最后连味觉都被驯化了，厨艺也基本失传了，时间久了觉得炸鱼薯条就是美味还有啥奇怪的。所以别小看英国菜，这可是人家当年无限卷自己，跑步迈向工业化的历史见证。事实上这种状况也是难以持续的，但英国人赌赢了，工业革命带来了动力进步，更带来了农业技术大发展，更少的农民可以种出更多的农产品，农民离开土地后的口粮问题解决了，这才真正解放了农民，也让工业化进程彻底甩下了包袱。

所以现代工业化，进一步的商业文明发展，前提就是农业现代化，单个劳动力生产效率的跃升，才能让农民放心离开土地，而做到这个需要的是工业化。明白发展中国家想工业化为啥那么难了吧，两头堵了。这也是近代各路人马要解决中国问题都束手无策的原因，不光是工业化水平低限制农业生产率，甚至当时世界的工业化水平也很难解决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农业现代化问题。上亿农民要进城，口粮缺口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补上，拿钱到外面买那就是天文数字。这就导致中国近代工业化只能小范围在几个大城市进行，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只能满足上层需要，完全没能力反哺农业，于是也就难以形成气候。没有对外殖民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就成了悖论，而且体量越大越难搞。中苏都走了合作化和经济计划路线，其实就是进一步整合生产资源，榨取更多生产剩余的办法，这个过程不咬牙是过不去的，甚至会相当痛苦。中国苏联日本，工业化的起步过程都伴随着生存困难加剧的阶段，饿着肚子搞工业，是后发国家的必经之路。某段时期浮夸风导致上面误判了粮食产量，对于工业化进程过于乐观，于是多发动了群众参与工业化，结果由此造成的口粮缺口引发了严重后果。我们建国后的确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历史时期，但要看到，是背后农业与工业化之间的悖论，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发生，我们这些艰难也是由于我们在积极解决问题引发的，不可脱离客观的经济规律而评价历史。

最终让我们走出重农抑商的旧历史逻辑的，是我们当了裤子搞的工业化终于能够反哺农业。改开后先是引进，后是能够自产化肥，加上农业科技的全面开花，我们的农业生产率终于上了台阶，产量能够满足大量农民工离开土地进城参与工业生产了。工业化由此进入了快车道，而商业文明也终于有了支撑。所以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农业科技工作者配得上国士的称号，没有农业现代化解绑劳动力，一切发展都只能停留在图纸上，工业化也只能是空谈。并不是简单地拥抱商业文明，放弃重农思想而转向商业文明一切就好了那么简单。

文章讲了这么多，诸位明显可以感受到，选择农业文明并不是轻松的，摆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化更是刮骨疗毒式的痛苦变革。咱们的祖先没那么闲，没有空整天讨论哪条道路更符合喜好可以过得更爽。所有的选择都和偏好无关，而是生存所需的唯一可行道路，是客观物质条件决定了能使大多数人生存下来的唯一路线，而不愿走这条路的人都早已被历史淘汰了。我们审视历史，并不是要对历史上的人和事品头论足，而是锻炼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未来的人看我们这个时代，也一定会觉得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很蠢很迂腐，但站在一个时代的物质环境之外去高高在上地评判它，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很多人在讨论中，总想找到一个终极要素，只做对这一件事就想做对一切，这其实就是思维的懒惰，也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复杂之处。历史是由无数的小事件组成的，绕过这些细节大而无当地下结论，是很容易造成新的迷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