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王子安》异史氏曰）：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竹篮坐听，似枭。及见黜，嗒然若死，似饵毒之蝇。及瞬息间而种种相毕现，此七似也。”

“异史氏曰”这四个字，蒲松龄是从司马迁那里借来的。但借来之后他用得不太对劲。

司马迁写“太史公曰”，那是史官站在高处给天下人做总结，语气是庄重的，位置是权威的。蒲松龄没有那个位置，他只是一个考不上的秀才，蹲在号舍里写过无数鬼故事的人。可他还是用了“异史氏”这个名头，用史家的口吻去谈一群落魄书生的狼狈。这种错位本身就很有意思——他假装自己是史官，但史官从来不记录一只“饵毒之蝇”的死活。

这让我想起古代文论里老在争的一个问题：文章到底该怎么写才算“正”。有人说要“温柔敦厚”，怨也不能怨得太难看；有人说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情绪得有边界。但蒲松龄显然不太管这些。他写“七似”，丐、囚、冷蜂、病鸟、枭、毒蝇，一个比一个不堪，一个比一个不像人。这些东西放在传统的文章标准里，大概会被判为“俚俗”“不雅”。可恰恰是这种不雅，把科举这件事最真实的那一面撕开了给人看。

古人讲“诗可以怨”，意思是文章允许有不满，可以发牢骚。但历代文论家总在给这个“怨”画框子——怨要有分寸，怨要含蓄，怨到最后还是要归于平和。蒲松龄如果照着这个路子写，大概会写“士子途穷，良可叹也”之类的话。但他没有，他写了一串比喻，串在一起像一排冷笑。这种怨已经越了界，它不归于平和，它停在那些动物性的意象里不走了。你说他怨得过分了吗？但如果你也考了二十多年什么都没考上，你大概会觉得他怨得刚刚好。

还有一层是“谐”的传统。古代文人不是不写笑话，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专门谈过“谐隐”，说谐辞可以“抑止昏暴”，有劝诫功能。但文论家们通常把谐看作文章的边角料，是正经文章之外的东西，可以有一点，但不能多，更不能成为主体。蒲松龄把整个“七似”都建立在谐的基础上，七个比喻全带着喜剧腔调，让你先笑了再说。可这笑是脆的，你一碰它就碎，碎完底下是冷的。他把谐从边角料变成了主料，用笑声来承载哭声，这种写法在文章传统里并不常见。

说到底，“异史氏”想做的其实是一件很朴素的事：给失败者留一笔。正经史书不给他们的位置，他来给；正经文章不写的狼狈，他来写。他没有用“温柔敦厚”来美化科场，也没有用“怨而不怒”来克制自己。他就站在那里，把自己和那一代人缩成一只冷蜂、一只病鸟、一只扑向毒药的苍蝇，然后说——你看，这就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