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崔娃邀请了一位美国长大的俄裔语言学家Lera，讲语言对人思考认知的影响，非常好的一期我反复听了三遍，印象最深的几个点：

1. 尤金问Lera的问题让我想到了瓜子和半个我，他说：假设一个人既能说中文也能说英文，且俩个语言系统提供的环境十分相似，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还会讲英文是一个性格，讲中文是另外一种个性吗？ Lera说是的，可能不会是那种完全变成两个人的那种性格，但是ta讲中文的时候会多点ta英文的性格，反之亦然；

尤金和Dave包括崔娃都很同意，他们说自己讲母语时会更淘气和幽默些，讲英文更有结构和理性；但也不是完全那么简单，每段输出其实和你如何学习这段语言有关，简单粗暴的说，比如拿半个我举例，这段经历更多和在中国的日子有关，那么中文就顺嘴；如果这段经历其实是和现在的工作/学习有关，可能英文更顺等等；

2.语言是思维延展的重要基础。科学家也需要借助语言来整理、连接和推进思考。比如“重力”“引力”等概念并不是牛顿凭空创造的，但当他思考苹果为什么落地时，他嘴里不断念叨把已有的概念联系起来、反复推敲并表达清楚，最终形成了更完整的万有引力理论。

3. 语言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语言有更多关于“闻起来的问道”更多的词汇，有的语言对于感情有很多词汇，有的语言比如每句话都要带上方向（东西南北），有的语言里没有确切的数字他们用一些代替或多一些少一些；还有的语言比如俄文他们讲颜色的时候是有阶级长序之分的。

我惊讶的点，我一直以为中文对人的感情描述更具体、细腻，但英文对于一个人的感情词汇更丰富，比如中文常说“我很生气”

英文会更细分：
annoyed = 有点烦
frustrated = 受阻、挫败而生气
resentful = 因为觉得不公平，心里有怨气
furious = 非常愤怒
outraged = 觉得事情太过分、太不公而愤怒

所以英文常常不是只说“生气”，而是会进一步标明：为什么生气、气到什么程度、这种气是什么性质。

chatgpt跟我解释说，英文因为欧洲的哲学基础、基督教的原因，更看重一个人的内在状态；中文在孔子的影响下，更强调一个人在关系里的角色，所以更会发展一下“委屈”“心寒”“过意不去”“下不来台”“辛苦了”这种其实很难在英文找到对应的词汇。

4.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也可能影响我们理解因果、责任、意图和原谅的方式。英语习惯把事件中的“施事者”明确说出来，即使事情完全是意外，例如“我打碎了杯子”“我摔断了胳膊”。相比之下，一些语言更倾向于说“杯子碎了”“在我身上，胳膊断了“从而弱化人的主动性。研究发现，英语使用者因此更容易寻找责任人、归咎并记住事件的施事者。

这种语言习惯还可能延伸到司法和人际关系。美国文化中，人们往往把“找到做错事的人并惩罚他”视为正义的核心，而其他文化可能更强调补偿受害者、修复关系以及最终实现和平共处。

崔娃还问说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人类对语言的组织和大模型没啥不同，说多了都是不断预测下一个词汇的走向。

理解语言如何塑造我们，就是在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思考；而拓展语言和思维工具，也意味着获得重新思考世界的自由。

我对Lera对communication的定义深以为然：communications are where illusions take place. 沟通中充满误解和对误解的想象，因此要通过不断问问题去接近那个表达的核心，因为表达更多与recipient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