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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关注这起医疗事故的普通民众，在看到受害人家属提交给公安的三份法律意见书后，我产生了几点疑问。
第一，应当核实九名鉴定专家的身份资质。他们是否长期从事小儿先心病专业？若专长为成人心脏外科，作出的鉴定结论能否适用于五个月婴儿的案件，这是鉴定是否可靠的基础。
第二，必须查清手术指征这一核心事实。患儿是否具备手术指征，不只是医学争议，更是判定医生过错、能否追究刑事责任的关键。起点事实不清，后续结论便没有依据。
第三，应当调取鉴定会完整资料：现场音视频、专家讨论记录，以及7mm房间隔缺损这一关键数据，究竟来自哪份原始影像、哪一次测量。
这三份意见书今年一月就已提交，时隔半年，这些合理诉求尚未得到公开回应。
一条幼小的生命已经逝去，侦查不能只用行政调查结论代替刑事调查，应当核查原始病历与影像资料，让每一项医学判断都有证据支撑，案件结果经得起检验。这不只是一个家庭的诉求，也是每个人对于医疗公正的期盼。
期待每一项关键的医学判断，都有原始证据支撑；期待案件的结论，经得起专业、司法和历史的检验。这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每一个可能躺在手术台上的人，都该关心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