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汉武帝文治上的成就具体有什么，像内外朝推恩令独尊儒术开发东北西南凿空西域都很重要，但加起来都不如平准和均输体系的建立。我们这个大一统文明，能够存在的基础逻辑就是大家团结起来抵御风险，丰年可以将生产剩余攒起来，荒年可以调资源不让人饿死，有战事可以集中资源组织军队，面对灾害可以整合民力修建工程，之所以要建立超过一地范围的政府，根本原因是要调配超过一地范围的资源。所以政治上理论再丰富，维系我们这个大国的却是具体的资源合理调配的制度，以及对它有效的执行。而这些正是在汉武帝时期走向成熟的，正是财政的统一和政府掌控了统一的调控能力，才让“分久必合”不再只是口号，而成为了一个坚实的历史规律。所以我说汉武帝时代的武功，和文治一比都有些失色了。

我最近一直讲常平仓思维，讲均输平准制，这是中国自两千年前就开始成熟，并且被历朝历代的政府坚决贯彻，直到今天也没怎么动过的中国财税体系的核心思想。把这个内核搞明白，就把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财税体系的基本逻辑打通了。中央是资源配置的主导者，这个配置，既包括把富裕地区多出的财富转移给落后地区，也包括把资源用最低的价格转运给工业底子好商业路子多的地区以最大化资源的效能，还包括把重要的项目交给最有能力做的地区去搞，核心不是谁亏谁赚，而是让国家掌握的资源能实现最有效运用，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不给富商大户利用这个过程自肥的机会。中央财政不光是收钱，它最大的作用是总阀门，控制各个分支的流量和流速，确保整个系统不被流速和流量的不平衡折腾坏。可以说，有了均输和平准法，中华文明的政治大一统才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即使是经营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是要像经营公司一样，所谓公司就是内部没有不必要竞争，资源被无障碍地分给适合拿着它办事的部门，没有销售部门整天嫌采买部门拿了自己挣回来的钱的道理。

像高铁运营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热门线路赚了钱，要补贴赔钱运营的线路，要在政策上承担更多赚钱的压力，这就是同一系统内的转移支付逻辑。你的线路赚钱，不是因为你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不是因为你的车厢有更高舒适度，更不是因为你有更强的创新和融资能力，只是因为你的线路处在热点位置上天然有人流量而已，其他条件和其他线路没有任何区别，那你赚的钱当然没理由全归自己，而是要为整个系统承担责任。很多行业其实都是这样的，只是没有高铁控制变量控制得这么清晰，大家就容易犯迷糊了。

社会经济的进步来自生产力自下而上的影响不假，但自发的秩序转化为实际的变革，这个过程本身就包含了政府对于经济秩序的调控。国家和政府在经济上的动作，本就属于自发的经济变革的一部分，而且还通过使资源更有效地配置到有利于变革的领域，加速了这一过程。利维坦并不能超越经济规律，既表示强权的瞎指挥带不来好结果，也指的是利维坦本身的动作就是经济规律的体现。涉及全社会的大变革，没有国家层面的大动作，只靠民间小打小闹，也是成不了气候的。所以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互相并非矛盾关系，人为地将它们对立起来是种唯心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