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鄂邑盖主的地位看西汉母后权力的来源与特点》

宋人洪迈之《容斋随笔》云：“汉母后预政，不必临朝及少主，虽长君亦然。” 此话大意是，汉朝的皇帝哪怕已经成年，其母太后仍不放弃自己干预朝政的权力。

洪迈这一印象，自然是来至《史记》《汉书》等文献所记载的后宫事迹，不可谓无根之谈。稍熟悉汉史者，应该也有与他相似之感受。毕竟仅西汉一朝，就诞生了吕后、王政君两位秉权多年且影响着朝代走向的母太后。当然，二人秉权时，皇帝究竟算是少主，抑或长君，大有商榷之处。但另有一位窦太后，其实也至少预政于景帝、武帝两朝。其中景帝三十余岁即位，毫无疑问只能归于长君一类。故而洪迈之言，有一定的准确性。

古今学者一向也认可西汉时代母后多预政的特点，但对其原因，却很少深入探讨，或避而不谈，或泛泛归因。比如王子今云：“在汉代，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作为最显著的史例，人们对于吕后专政印象极深。” 贾丽英则认为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十分注重‘以孝治天下’。” 这些理由，尽管也能一定程度上解释母后权力的来源，但总有一种“头小帽子大”的不匹配感。女性社会地位较高或以孝治天下，就是一顶很大的帽子，它能不能导致或必然导致母后预政的现象，缺乏严谨的中间逻辑链。这就使得该问题的研究，剩义仍多，大有可探讨的空间。本文将从汉昭帝时期鄂邑盖主的地位入手，从另一侧面探究西汉母后权力的来源与特点，力求把答案更具体化。

鄂邑盖主，是汉武帝之女，汉昭帝之姊。

《汉书•昭帝纪》：“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帝姊鄂邑公主益汤沐邑，为长公主，共养省中。”

汉昭帝即位时年方八岁，是汉武帝所余之最幼子。其时汉武帝其余诸子中，以燕王刘旦年龄最大。又案《汉书•武五子传》：“久之，旦姊鄂邑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与燕交通。” 据此可知，鄂邑盖主的年龄，比刘旦更长。

由于汉昭帝之母钩弋夫人得幸时间，甚至晚于刘旦封王，故而鄂邑盖主绝无可能是昭帝之同母姊。汉武帝虽有诸女，但由于其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四年，其间或有女儿早卒；又据《武帝纪》：“（征和二年）闰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至汉昭帝即位时，鄂邑盖主很有可能已是汉武帝子女中年龄最长者。因昭帝之母钩弋夫人先已被赐死，故而鄂邑盖主虽非亲姊，却能以长姊代母之身份，入宫照料年幼的昭帝之起居。

换言之，假如钩弋夫人未死，那么这一任务自然当由作为母亲的她来承担，也就轮不到鄂邑盖主。但是无论最后承担者为谁，我们可从其中看到一条隐伏的制度线索。即假如皇帝年幼，他的生活起居应由母亲负责，假如母亲已故的特殊情况，则由平辈中年龄较长之女性代理。当然，我认为也有可能会从长辈女性中选，比如幼主之姑姑，只不过汉武帝寿长，其姊妹应该多已身故。总而言之，西汉宫廷中似乎默认，只要有少主，这一“（代理）母亲”的角色总是必须存在的。

汉人有这样的观念，实属情理之中。先秦以来至秦汉一统，即使站在君主角度，国与家也始终存在界限。国有国事，家有家事，不可完全混为一谈。故国有国的财税，大司农为主管；皇家有皇家之财税，少府为主管。两者虽偶有相互支出，但多数情况泾渭分明。国之事公，常由相国、丞相打理。而皇家之事私，即便丞相亦往往不得介入，故设宗正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 然而宗正只是协助皇帝小家对于皇族大家的管理，并非整个皇室家族的家长、族长。这一家长、族长，理论上只能是成年皇帝本人。而皇帝未成年时，则由其最亲近的女性长辈担任。一切与宗室家族有关之事，此女性长辈皆可过问决定。而鄂邑盖主，正是在昭帝年幼而母亲缺位的特殊情况下，以长姊身份扮演了家长这一角色。

昭帝时代，霍光与上官桀自居辅政大臣，通过联合田千秋、桑弘羊，把持着内外朝大权。在这样的环境下，鄂邑盖主得以入主宫中，成为代理家长，显然非由霍与上官之支持不可。但是反过来看，霍与上官已掌权，却仍需要鄂邑盖主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出面，恰恰说明了皇家私事与国之公事有别，他们是不便插手的。换句话说，在皇家宗室包括诸侯王这一大家族中，鄂邑盖主这一话事人的角色不可或缺。

故而，燕王刘旦在探听武帝去世后即位情况时，才会说：《汉书•武五子传》：“上弃群臣，无语言，盖主又不得见，甚可怪也。” 刘旦此语显然是认为，在武帝去世之后，鄂邑盖主对于家族之事是拥有足够分量的话语权的。

鄂邑盖主还在昭帝的婚事上，显示出不可取代的家长权力。先是为昭帝选配周阳氏。《汉书•外戚传》：“长主内周阳氏女，令配耦帝。” 皇帝之婚姻，某种程度上也算国之大事，但本质上还是家事，古代由家长做主理所当然。在婚姻大事上，甚至成年人都会尽量遵循家长之命，何况幼主。

后上官桀之子上官安想要纳女儿入昭帝后宫，此女也是霍光之外孙，霍光不同意。上官安转而求鄂邑盖主之男宠，以利益交换说动盖主，顺利立上官氏为后。

《汉书•外戚传》：“外人喜，言于长主。长主以为然，诏召安女入为倢伃，安为骑都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

可见，婚姻之事，即使独秉大权的霍光不同意，只要鄂邑盖主认可也一样能推进。这正说明女性家长在皇室家事上的话事权力。

如前所说，鄂邑盖主并非是一个常规的家长，她是以长姊身份代替了昭帝之母的角色，仍能凭一己之力决定皇族家事。其不常规的身份，恰恰体现出母后权力的常规性。换句话说，假如钩弋夫人未死，她作为亲生母亲、真实太后，在昭帝年幼时决断皇家事务，更是顺理成章。

从而我们还可以推知，西汉皇室，甚至贵族应该是始终保持着家事咨询女性家长的习惯或制度，通常这一家长是辈分最大身份最贵之女性，特别是男性宗主未成年时。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一女性的配偶已经死去。而西汉诸母后的权力来源，正是这种家事的家长话事制。

如吕后废立帝子、废置刘吕诸侯、为惠帝娶张敖女立为后，事虽独断惨刻，大致却不出于家事。

文帝时，太子与梁王驰行司马门，张释之弹劾二人不敬。事经薄太后亲自下诏，得以赦免。《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於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兒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 事关太子与梁王，亦属宗室家事，故薄太后以母后家长之身份决断。

景帝时，窦氏为太后，不断插手帝国继承人问题。君位传承，既是国事，又是家事。这一事情众所周知，不再赘述。于此之外，七国之乱平定后，窦氏又曾决断诸侯王国立后问题。《史记•楚元王世家》：“汉已平吴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续吴，以元王子礼续楚。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 诸侯王国之存废，也是皇室家事。

窦太后还对宗室与外戚子弟的教育问题加强管理。《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此事涉及对象，一目了然属于家族内部。

汉武帝时，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曾为灌夫起争执，闹至武帝之母王太后处。《史记•魏其侯武安侯列传》：“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 汉武帝亲口指出，由于事关两名外戚，所以才到王太后面前来决断，否则一名狱吏就能搞定。言下之意，狱吏虽可治国事，却不可插手皇室之家事，仍须由王太后这名家长来拿主意。这一年为元光三年，原先辈分更高的家长窦太后已去世，而汉武帝时年已经二十五岁，重要的家事却仍要请示新家长母亲王太后。

综上可见，由于家事和国事的区别，家事总是倾向于在皇室内部由非外人决断处理。而这名决断人，理论上可以是皇帝本人，但事实上往往其母亲，即太后有很大的决定权。皇帝幼年时这么做，当然能够理解。为什么皇帝成年以后仍然如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制度的惯性。任何一个皇帝，都是从幼年过来的，其幼年时必然经历家事由家长话事的阶段。这种机制，不可能在其成年的一瞬间就立刻消失，而是会慢慢接受母后逐渐放权的一个长期过程。这一过程，也就在史料文献中体现出母后预政的痕迹。至于为什么某些特殊时期，母后甚至会越过家事，插手国事。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于国事和家事，在个别具体事务上可能并不容易区分；其二，也不能完全忽略个体在使用权力上越权的主动性。但一般来说，母后之权力在常规情况下，大致不出于家事。这与洪迈所说的“预政”，还是有一定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