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考古调查工作的新进展
#考古# 2014-2023年，围绕牛河梁遗址保护区开展了持续的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不断走向深入。调查揭示了密集的红山文化居住遗存与祭祀礼仪地点，证实牛河梁为“居祀一体”的核心聚居区，而非空置的礼仪中心。调查数据显示，牛河梁地区在红山文化时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聚落核心区。牛河梁遗址是一处兼具日常生活与祭祀礼仪功能的大规模遗址群，具有“朝觐中心”的属性，能够吸引其他地区宗教和政治层面的精英远道而来参与专属仪式活动。
2014年，通过在牛河梁遗址核心区开展调查，在42.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确认了24处礼仪建筑（0.6个／km2）。在喀左大凌河上游调查区，共有26处礼仪建筑（0.1个／km2）；在赤峰调查区，只发现了5处礼仪建筑（0.004个／km2）。另外，在牛河梁遗址核心区，筒形器陶片占红山文化陶片总数的12% ；在喀左调查区，比例为10% ；在赤峰调查区，仅为1%。筒形器通常与礼仪建筑和墓葬密切关联。表明在牛河梁遗址的核心区，礼仪活动非常丰富（图一）。
2016-2017年，在牛河梁遗址核心区的西部继续开展考古调查，调查面积为76.7平方千米。在发现的遗址中，上朝阳沟遗址的规模较大，面积达到30余万平方米，该遗址距河谷平原耕地仅数百米之遥，既便于居民日常耕作，又避开了河流附近的湿地与洪涝风险。同时，上朝阳沟遗址距牛河梁祭祀中心核心区仅约5千米，便于居民往来牛河梁祭祀场所（图二）。上朝阳沟遗址的家庭遗物组合数据分析显示，该遗址内空间紧凑的家庭单元持有更高比例的食物生产类石器工具组合，表明部分红山家庭专注于食物生产，存在生产剩余现象，可能作为“供养社区”向以第一地点为中心的朝觐中心输送食物。对牛河梁、赤峰和东山嘴调查区的聚落分布区与风险缓冲区对应关系考察表明，作为朝觐中心的牛河梁，其居址选择与风险缓冲密切相关，聚落分布模式明显偏离了东山嘴和赤峰地区的“常规模式”。农业生产估算的结果再次表明，牛河梁周边社区与朝觐中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供给关系。
2022-2023年，依托“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牛河梁遗址周边区域开展系统性考古调查，将2014年以来的调查区连成整体，总调查面积约433平方千米。详细记录了1500余个采集单位，陶片覆盖面积达285.8万平方米。从空间分布来看，60%的遗存集中在适宜耕种的延绵坡地，47%的陡峭高地用于建造祭祀建筑、开展礼仪活动及埋葬先人，仅有3%的遗存分布于河谷地带。这些采集单位被划分为149处遗址或墓地，这显然改变了人们对牛河梁地区缺乏红山生活居址的固有认识。同时，还识别出70处红山文化祭祀礼仪建筑，其中明确判定为积石冢或祭坛的有60处。70处礼仪建筑中，24处为单一的礼仪性建筑，其余46处与生活居址共存或相邻，超过70%的生活遗存在其半径1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礼仪建筑遗存，平均每2处生活居址就对应一处礼仪建筑，可见其密度之高（图三）。
区域系统调查同样揭示出红山文化的聚落呈现出鲜明的层级分化特征。虽然超过一半的聚落面积不足2万平方米，但一些聚落的规模明显大于其他聚落，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将聚落规模与礼仪建筑的规模、数量结合分析可知，中心性聚落在礼仪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不同中心性聚落在宗教、经济层面的重要性也存在差异（图四）。
调查发现了该地区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遗址——无白丁遗址（图6），该遗址距女神庙的直线距离约12千米，总面积达到了100万平方米。以无白丁遗址为核心的遗址群横跨4-8千米，包含10处生活居址、4处礼仪建筑。此外，代子沟遗址群规模小，遗址分布松散，可能反映了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但与无白丁遗址群相距较近，不排除其作为无白丁聚落群的附属或卫星聚落的可能。九座窑和苇子沟遗址群尽管自然条件优越，但因距离牛河梁核心区较近，聚落规模和礼仪功能受限，可能主要承担生活或资源供给功能，是牛河梁核心区的外围供养社区。
总体而言，牛河梁地区的宏观聚落布局揭示了红山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不同层级的聚落通过资源流动、仪式互动和政治协作形成紧密的网络，无论是资源富集的农业聚落为礼仪中心持续输送生活物资，还是各层级聚落围绕核心仪式展开的协同活动，都彰显出超越地域的社会整合能力。在这一复杂体系中，宗教信仰成为维系社会的核心纽带。即便是规模最小的聚落，也拥有独立祭祀设施，礼仪活动的普遍性印证了宗教在红山社会整合中的核心地位。
根据调查成果，推测牛河梁古国的范围如下：南起牛河梁遗址南部的努鲁尔虎山（木兰山）一线，北至宁城盆地南缘，东部以第二牤牛河的支流二道模河为界，西至大凌河西支北缘，总面积约800平方千米。
系统调查还揭示了该地区从红山文化到汉代之后长达7000年的社会变迁轨迹。通过对地表遗物时空分布变化的观察和区域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可知牛河梁地区和大凌河上游地区在某些时期呈现出相似的社会变迁模式，尤其是在聚落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变化上，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红山文化时期，遗存主要集中于适宜耕作的坡地上，大部分聚落的规模较小，人口密度较低，但个别聚落规模较大，表现出较高的人口密度，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进入小河沿文化时期（图8），遗存稀少，聚落更为零散，规模极小，人口密度降至最低点。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图9），遗存数量迅速增加，分布范围大幅扩展，聚落规模和人口密度随之增长。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图10），聚落出现集聚效应，尤其在山地和坡地，南北部若干地点开始形成类似“城镇”的雏形。战国汉代时期（图11），聚落向河谷低地转移，尽管定居区域大幅拓展，但人口密度却开始下降，增长势头放缓。至汉代以后（图12），遗存广泛分布于整个调查区中，分布较为零散，但人口密度触底反弹，快速增长。
猪首山（图13）及其附近区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尽管它历来被广泛视为红山文化的“圣山”，但调查却揭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现象——该地点并未发现任何红山文化遗存，反而遍布大量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这表明，猪首山在红山文化时期可能并非一处主要的宗教或祭祀中心。

详见：吕学明, 马志国. 试论牛河梁古国[J]. 红山文化研究, 2025, 1(01).
马志国, 吕学明. 牛河梁地区2022—2023年度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J]. 中原文物, 2025(6): 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