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 Lindsay Clancy 的案子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这个女人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分别只有5岁、3岁和8个月。现在法庭真正要判断的，是她当时到底有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控方拿出的重点，是她支开丈夫、选择工具以及事后的一系列陈述，试图证明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辩方强调的则是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幻听、用药和可能存在的误诊，希望证明她已经严重到无法正常判断自己的行为。

这些都应该由法院根据证据判断。

但是这个案子真正让我觉得值得讨论的地方，是法院外面那些支持她的人。

很多女性，特别是一些女权主义者，在判决出来以前，在证据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以前，就已经先完成了一个判断：

她首先是一个受害者。

然后整个逻辑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走。

她杀死了三个孩子，是因为产后抑郁或者产后精神病；如果还解释不够，就去找医生有没有误诊，丈夫有没有照顾好她，医疗体系有没有失败。

你会发现，这里的顺序已经发生了变化。

正常的判断应该是先看发生了什么，再看责任在哪里。

但是一旦进入受害者心理，顺序就变成了先确定谁是受害者，然后再寻找一个能够解释她行为的外部原因。

这其实是一个研究得非常多的心理学问题。

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 Julian Rotter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 locus of control，也就是控制点。

Rotter 认为，人有一种非常基础的心理倾向，就是他究竟认为自己人生中的结果主要由什么决定。

有些人具有更强的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也就是内控。他会认为自己的选择、能力和行为能够明显影响结果。所以事情失败以后，他首先会问：我的判断是不是有问题？我哪里可以调整？下一次应该怎么做？

另一种人则更偏向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也就是外控。他更容易认为结果来自运气、环境、制度、他人以及各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

Rotter 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他认为这种东西会逐渐形成一种 generalized expectancy，也就是一种稳定的、普遍化的世界观。

你不是只在某一件事情上觉得自己倒霉。

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开始习惯用同一种方式解释不同的问题。

这正是受害者心理最危险的地方。

一个人当然可能真的受到过伤害，也可能真的碰到过不公平。但是如果“我是受害者”从一个具体事实变成了一种身份，那么以后很多事情都会自动获得一种极其廉价的解释：

我失败，是因为别人压制我。

规则对我不利，是因为规则制定者针对我。

别人批评我，是因为他们站在压迫者那一边。

这种解释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

因为它的心理成本最低。

如果承认自己错了，你就要修改自己的判断；如果承认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后果，你就要承担责任；如果承认别人批评得对，你甚至要重新评价过去很多决定。

这些都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外部力量造成的，那么自己的 self-image 就可以完整保存下来。

而且这个机制一旦建立，就会迅速产生心理防御。

别人说，你是不是也应该看看自己的责任？

你的第一反应可以是 victim blaming。

别人说，这个规则其实对所有人都一样。

你可以说，这恰好证明这个规则把压迫隐藏得更深。

别人拿出证据反驳你。

你甚至可以继续解释，这些证据本身就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

到了这个阶段以后，这套思维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系统。

支持它的证据当然可以证明它正确，反对它的证据同样能够被吸收进去。

所以这种受害者心理往往很容易进一步滑向阴谋论。

因为阴谋论本来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解释之一。

为什么我没有成功？有人阻止我。

为什么制度没有按照我的要求运行？制度被别人控制。

为什么专家和媒体都不同意我？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那个体系的一部分。

一旦到了这里，一个人真正失去的，其实不是某一次争论，而是从 negative feedback 中学习的能力。

正常人的学习过程应该是：

我做了一件事，结果不好，我重新检查自己的判断，然后调整下一次的行为。

但是如果 external locus 已经占据了整个解释系统，就会变成：

我做了一件事，结果不好，这证明外部环境对我不公平，所以我原来的判断仍然没有问题。

这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

因为造成问题的那套认知模型，同时又负责解释为什么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再回到 Lindsay Clancy 这个案子。

法院可以判断她是不是患有严重精神疾病，也可以判断这种精神疾病有没有严重到影响她的刑事责任能力。这是法院应该做的。

但法院外面那些人的心理过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她们还没有等到证据最后完成，就已经首先把 Lindsay 放进了“受害者”这个位置里。接下来所有问题自然都会变成：

是谁让她走到了这一步？

丈夫做了什么？

医疗体系做了什么？

社会又做了什么？

于是行为责任开始不断向外移动。

而这里最容易被遗忘的，恰恰是三个已经死亡的孩子。

一个5岁，一个3岁，一个只有8个月。

他们才是这个案件里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

不管 Lindsay 最后在法律上承担什么责任，不管她到底有没有严重精神疾病，这三个孩子已经死了。这个事实不会因为找到了更多外部原因而发生任何变化。

所以这个案子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人不能同情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当然可以同情。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人先确定了谁是受害者，再去寻找事实，那么责任判断就已经被身份判断取代了。

Rotter 的理论之所以到今天仍然有价值，也就在这里。

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够改变结果，还是相信人生主要由外部力量决定，会直接影响他面对失败以后做什么。

前者更容易修改自己。

后者更容易修改对世界的解释。

而当这种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与稳定的受害者身份结合起来以后，一个人就会越来越难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也越来越难接受任何要求他承担责任的反馈。

所以人当然可以成为受害者。

但千万不要把“受害者”变成自己的身份。

因为一旦你开始需要这个身份来解释人生，它最后保护的可能不是你，而是让你永远无法修正自己的那套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