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了穆尔克的《纸路: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这本书写的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植物学家在中国西南的考察。书中的两位核心人物,一位是苏格兰植物采集家傅礼士,一位是后来以丽江和纳西研究闻名的约瑟夫·洛克。他们翻越雪山、进入峡谷,采集植物、拍摄照片、记录语言与风俗,大量来自中国西南的植物和地方知识也由此进入欧洲和美国的植物园、博物馆与学术机构。
但《纸路》并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探险史。穆尔克更关心的是:一片真实存在的大地,如何沿着植物标本、照片、日记、地图、书信和民族志材料构成的“纸路”,最终变成一种可以被保存、分类和阅读的知识。档案保存了什么,又抹去了什么?而那些没有进入档案的人和经验,又去了哪里?
读到傅礼士关于“瞠视”的描述时,我却突然想起了一段(与殖民史)毫不相干的私人记忆。
2014年,我当时的英国男友第一次来中国。他金发碧眼,在很多地方都会引来路人的注视。那次旅行之后,如果问他“中国之行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几乎可以确定,他会回答:the staring。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帝国凝视”这个概念,只觉得大概是不同地方的社交礼仪不太一样:中国人出于好奇而毫不掩饰地观看一个外貌明显不同的外国人,而一个英国人会觉得这种直视非常冒犯。十几年后读到傅礼士因为被当地人“瞠视”而感到痛苦和暴躁,我一下觉得似曾相识。甚至忍不住想,如果当时已经读过一点后殖民主义理论,我大概会多出不少调侃男友的素材:一个来自昔日帝国中心的英国人,在中国第一次如此强烈地体会到“被看”,这难道不是一种很有趣的“帝国被反凝视”吗?
当然,这个说法只能成立于玩笑的层面。
因为帝国凝视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批判的概念,从来不只是因为A看B。真正重要的是观看背后那套不对称的权力:谁可以命名、分类、出版、收藏,谁可以建立博物馆和档案,谁的观看最终能够成为“知识”。中国路人盯着英国游客看,当然可能让后者非常不舒服。这种经验可能和傅礼士的暴躁在身体感受上高度相似:被暴露、被当成异类、从自由观看世界的人突然变成别人眼中的对象。但这种目光通常不会进一步形成对他的制度性定义,更不会由这些路人建立起一整套关于“英国人是什么”的知识体系。
而且,傅礼士与洛克所拥有的不只是眼睛。他们拥有相机、纸张、植物分类体系、学术机构和出版渠道。他们看到的植物可以被重新命名,他们拍摄的人可以进入博物馆和档案,他们关于中国西南的观察可以跨越大陆,成为后来的人理解这片土地的材料。而那些陪伴着傅礼士和洛克翻山越岭、采集植物、制作标本的那些人,博物馆中的档案里甚至难以找到他们的名字。真正的帝国凝视,是“观看”最终拥有了把世界转化为知识的能力。
但如果只把《纸路》读成一部关于殖民知识和权力结构的批判,又会错过我最喜欢它的地方。
穆尔克似乎并不满足于告诉我们档案里“发生了什么”。他读傅礼士和洛克留下的日记、书信、照片和记录,却不断试图从这些纸张反向进入逝去的时间和消失的世界里。他描写光线、寒冷、疲惫、恐惧,描写一个人在陌生人群中的局促,描写一个身体如何行走在雪山和峡谷之间。读的时候常常让我产生一种近乎“魂穿”的感觉:仿佛作者调用了自己的全部感官,去重新感受一个已经无法真正恢复的经验。
这也让我重新想到一个我一直对历史类非虚构写作抱有的困惑:当经验已经不可恢复时,作者究竟应该停在档案的边界,还是可以借助想象去接近它?如果只是忠实罗列档案,历史很容易变得枯燥冰冷;但如果走得太远,又可能让历史人物获得他们从未留下证据的心理、对白和动机。《明朝那些事儿》的问题对我而言恰恰在这里:史实、推断、戏剧化和现代人的调侃常常被放在同一个叙事平面上,读者很容易忘记自己现在读到的究竟是史料,还是作者替人物补出的内心戏。
《真事隐》、《雍正之大义觉迷》以及《纸路》则在一个居间地带。它们也运用了大量的想象,把散落在档案中的材料重新变成人和故事。但这种想象始终受到证据的约束。我喜欢的历史写作大概就是这两件事:一是“证据重组”——从零散的档案中重新发现关系和叙事;二是“受约束的推想”——允许作者向人物的经验走近一步,却始终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进入他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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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