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赵树理简直是一位“厌女”作家。
他笔下那些好吃懒做、见便宜就占、一点儿亏也不能吃的的农村妇女形象，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
让人看得乐不可支。
中国农村不是铁板一块，女性更加不是如此。

《“锻炼锻炼”》一文里，有这么几位女性。
一位叫“小腿疼”。
她的小腿上，在年轻时候生过脓疮，不过是在二十多年前就治好了。
在生疮的时候，她的丈夫伺候她。
在治好之后，为了容易使唤丈夫，她说她留下了腿疼根。
“疼”是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得到的。
她说“疼”别人也无法证明真假，不过她这“疼”疼得有点特别：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
逛会、看戏、游门、串户时候不疼，一做活儿就疼。
她的丈夫死后儿子还小的时候有好几年没有疼，一给孩子娶过媳妇就又疼起来。
乡里的医疗站办得虽说还不错，可是对这种腿疼还是没有办法的。

另一位叫“吃不饱”。
吃不饱原名李宝珠，论人才在社里是数一数二的。
可惜她这个优越条件，变成了她自己一个很大的包袱。
她的丈夫叫张信，和她也算是自由结婚。
张信这个人，生得也聪明伶俐，只是没有志气，在恋爱期间李宝珠跟他提出的条件，明明白白就说是结婚以后不上地劳动，这条件在解放后的农村是没有人能答应的，可是他答应了。
在李宝珠看来，她这位丈夫也不能算是满意的人，只能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不是个干部——所以只把作为个“过渡时期”的丈夫，等什么时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再和他离婚。
在结婚以后，李宝珠有一个时间在副主任杨小四身上打过主意，后来打听着她那个“吃不饱”的钻原来就是杨小四给她吃的，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既然只把张信当作她“过渡时期”的丈夫，自然就不能完全按“自己人”来对待他，因此她安排了一套对待张信的“政策”。
她这套政策：
第一是要掌握经济全权，在社里张信名下的账要朝她算，家里一切开支要由安排，张信有什么额外收入全部缴她，到花钱时候再由她批准、支付。
第二是除做饭和针线活以外的一切劳动——包括担水、和煤、上碾、上磨、扫地、送灰渣一切杂事在内——都要由张信负担。
第三是吃饭穿衣的标准要由她规定——在吃饭方面她自己是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对张信是她做什么张信吃什么。
同样，在穿衣方面，她自己是想穿什么买什么，对张信自然又是她买什么张信穿什么。
她这一套政策是她暗自规定暗自执行的，全面执行之后，张信完成变成了她的长工。
自从实行粮食统购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饱的。
她的吃法是张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汤里下几颗米熬两碗糊糊粥让张信回来吃，另外还做些火烧干饼锁在箱里，张信不在的时候几时想吃几时吃。
张信常发现床铺上有干饼星星，也不断看见糊糊粥里有一两根没有捞尽的面条 ，只是因为一提就得生气，一生气她就先提“离婚”，所以不敢提，就那样睁只眼合只眼吃点亏忍忍饥算了。

首先，民国时期，中国是没有农村出身的女作家的。
一位也没有。
女性要成为作家，往往必须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富裕且家长开明，当然开明与开明不同，所以仍有很多女性在书写家庭的压迫——让她去读书的开明有，让她退婚的开明没有。
但总之，普通农村家庭不出女作家，一位也没出过。
萧红是出在地主家庭的。
其次，在写农村题材的小说里，有把女性当作风景来写的，比如孙犁或者沈从文。
他们笔下的女性，不能完全当作人来看，因为太美了。
那坐在月光下、银色苇席上的女子，可不就是观音。
那在山林间、有鹿儿般眼睛的少女，一定是山精。
也有赵树理这样的作家，他笔下的大部分女性，基本上都——不贞不勤不良，贪懒馋凶，虽非大奸大恶，却几无善行可言。
——关键是他的态度，他写得那么真诚，完全是“治病救人”的热心。每个故事里，最后这些故事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不涂脂抹粉了、不虐待儿媳了、不风流了、下地干活了……
实在没法判断出：他写的是普遍现象，在普遍里抽的典型。
抑或是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