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日本女兵集体照,摄于解放战争之后。
二战后,一些前🇯🇵日军士兵加入了解放军,大多担任高科技角色,如医疗和工程。大约有12000人入伍,包含家属在内约30000人。#热点观点##海外新鲜事#
夹缝中的战友:日籍解放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滞留在东北的数十万日本侨民和关东军官兵来说,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安全的到来。苏联红军席卷关东军防线,伪满洲国瞬间瓦解,大批日本人陷入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有人试图南逃朝鲜半岛回国,有人被收容进战俘营,还有人留在原地,在饥饿和恐慌中等待命运的安排。
就在这个混乱的间隙中,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悄然成形。他们曾是日本关东军的飞行员、伪满医院的医生、南满铁路的工程师,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在医疗、航空、军工等技术岗位上参与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整场解放战争。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战俘改造”故事,它的背后有具体的数字、具体的面孔,以及几代人都没有讲完的余音。
一、12016人:一个确切但远不完整的数字
关于日籍解放军的人数,最常被引用的数据来自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切知道的日本人数为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总数在31030人到33000人之间。这里的“12016人”是登记在册的确切数字,而非全部实际留用人数。研究者据此推算,算上家属和未登记人员,总规模在三万人上下。
这12016人的分布并不均匀。根据档案记载,军区卫生部留用约7200人,军工部约2000人,军需部约900人,其他系统约1500人。医疗系统占了绝对多数,这与当时解放军的实际需求直接相关。
东北1946年初即爆发内战,战场上的伤亡催生了对医护人员的巨大需求。而在当时的东北,“医生、护士属于高等职业,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中国医生很少”。八路军随军医护人员最初只有约1600人,面对迅速扩大的部队和大量新组建的卫生机构,缺口无法靠自身力量填补。留用日籍医护人员,是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下的务实选择。
军工领域的情况类似。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共186人,其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这些人中有制造迫击炮和炮弹的技术工人,有操作机床的机械师,也有维修武器的技工。
二、林弥一郎:从关东军王牌到中国空军教官
在所有日籍解放军中,林弥一郎的故事最为完整,也最具传奇色彩。
林弥一郎原是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飞行队的队长,少佐军衔。这支部队是关东军的王牌飞行单位,拥有完整的飞行、机务和地勤保障体系。日本投降后,林弥一郎率部三百余人从驻地南下,试图经朝鲜返回日本,但在本溪以南的摩天岭地区被八路军包围。
被俘后的林弥一郎对八路军的政策一无所知。他在回忆中承认,当时最担心的是被当作“战犯”对待。然而,八路军的谈判代表聂遵善向他承诺了优厚待遇,受降仪式上甚至允许军官不交出指挥刀——“这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让步”。此后的细节让林弥一郎更加意外:这些刚刚投降的日军官兵被分散安置在当地百姓家中,八路军自己吃高粱和玉米,却专门为他们筹买大米。
几天后,林弥一郎被邀请赴宴。宴会上,曾克林向他重申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并表示希望他“化敌为友”。当得知林弥一郎率领的是一支建制完整的飞行部队时,曾克林意识到这支部队的价值,立即向上级汇报。
随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在沈阳接见了林弥一郎,直接提出了请求:留下来,帮助我们建立航空学校。林弥一郎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当教官的时候,不能当俘虏看待,学员上飞机前要先向教官敬礼。这个在今天看来颇为微妙的要求,实际上反映了林弥一郎对自身处境的清醒判断,他需要确认自己不是被当作“战俘劳工”使用,而是被当作技术教官尊重。
条件被接受了。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林弥一郎被任命为航空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他带来的飞行队构成了航校建设的主要力量: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
林弥一郎和他的部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教学。航校缺乏教练机,他们就动手把美国P-51战斗机改装成双座教练机。缺乏航空燃油,他们就用酒精代替。在这样的条件下,东北老航校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培养了160名飞行员。这批学员后来成为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的23名飞行人员全部来自东北老航校;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都出自这所航校。
林弥一郎后来改名林保毅,担任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终身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解放军中“不管是不是日本人,只要是有能力,就给予提拔重用”,“没有因为是日本人而受过歧视”。
三、手术台、跑道与兵工厂:技术岗位上的日籍官兵
东北1946年初即爆发内战,战场上的伤亡数字以每天数百甚至数千计,而整个东北解放区的野战医院系统几乎是从零开始搭建。这不是一个可以慢慢“培养自己人”的时刻。伤员在流血,感染在蔓延,手术台上没有人拿刀。
在野战医院层面,日籍医护人员承担了核心工作。关于他们的实际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中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中,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这意味着在四野的卫生系统中,每四个被表彰的有功人员中,就有一个是日本人。
辽沈战役最惨烈的黑山阻击战中,一所野战医院在三天三夜内抢救了两千多名伤员,日籍医生和护士几乎没合过眼,“吃饭都端在手术台边上”。这不是夸张的叙述,而是当时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下的常态。没有足够的人手轮换,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须持续工作到身体极限。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随军移动的轨迹。他们并非留在后方医院等待战争结束,而是随四野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四平战役、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平津战役,然后百万大军下江南。许多日籍女护士跟随部队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她们构成了四野野战医院的主力,并在战后建立了海南军区唯一的医院,即后来的185医院。
航空领域的技术人员则构成了这个群体的质量顶点。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带来了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林弥一郎被任命为航空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
接下来的三年半里,这些日籍教官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教学任务。航校的学员“几乎都是放牛娃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更别说深奥的航理了”。林弥一郎走进兼做教室的宿舍,看到因为没有桌椅而坐在背包上、以自己的膝盖当桌子的一地学员。御前喜久三讲授飞行原理时,领着学员参观飞机,用手势比喻:伸张双臂比作机翼,翻转手掌比作倾斜转弯。冢本好司讲解“八-13”发动机九个汽缸的工作原理时,让五个学员围成一圈,各人伸出右手同握一根木棒,按编号顺序口念“进气、压缩、工作、排气”,手推木棒转圈——只转了几圈,学员就领会了。林弥一郎还主动提出将航校仅有的美国单座P-51战斗机改装成双座教练机,大大增加了实际教学能力。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林弥一郎总共培养、训练了160名中国飞行员,其中23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后来成为空军司令员的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都出自这所航校。林弥一郎后来改名林保毅,担任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终身致力于中日友好。他在回忆中说,在解放军中“不管是不是日本人,只要是有能力,就给予提拔重用”,“没有因为是日本人而受过歧视”。
军工领域的情况同样值得记录。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半数。这些人的工作场景不是前线,而是后方工厂。武器维修、弹药生产、装备改装——这些工作不产生战斗英雄,但决定了前线部队能不能持续作战。日籍老兵分享实战经验,传授重型装备操作技巧,加速了正规作战体系的成型。
山边悠喜子是在1945年底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当时她只有16岁。她后来回忆,自己参军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生存”:日本投降后,她随家人滞留东北,生活无着,听说民主联军征集随军人员不论国籍,就报了名。此后八年,她一直在后方医院做护士和统计员。她说过一段话:“他们不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日本人,没有什么民族的歧视,日本本来是侵略者嘛,对我们没有一个歧视,都是平等的战友这么对待。”
高桥德子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视角。她1941年随父亲来到中国东北,父亲是伪满洲开拓团成员。日本战败后她进了难民收容所,1946年4月参加八路军成为护士。她后来回忆:“伤员伤口有时候很疼,护士如果不能马上去给做处理,他们就会骂人,但是别的人就会制止,不让他们说,这一点解放军的部队要求非常严格。日本人干了那么多残酷的事,但是这些战士们(在我面前)绝对不说。”这段话里有被保护的感激,也有无法摆脱的历史阴影。
在辽沈战役最惨烈的黑山阻击战中,一所野战医院在三天三夜内抢救了两千多名伤员,日籍医生和护士几乎没合过眼,“吃饭都端在手术台边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了一个更有分量的事实: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中,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在武汉,两位日籍人员当选了首届劳动模范。原田和彦在第四野战军卫生材料厂工作,寺师金子在原汉阳医院负责接生。寺师金子作为劳模代表发言时说:“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中,夺去了我的爱人,而我在中国共产党的庇荫下,得以安心抚育我的三个孩子……”这句话背后的个人史,比任何统计数据都更能说明这个群体处境的复杂性。
三、不只是“技术人员”:战斗部队中的日籍士兵
日籍解放军的历史,长期被简化为“技术人员留用”的叙事。这个叙事有充分的依据:医疗系统的7200人、军工部的2000人、航空学校的林弥一郎团队,这些数据是真实的,也是重要的。但仅仅强调技术人员的角色,会掩盖另一个同样真实的事实:在解放军的一线战斗部队中,确实存在着一批日籍士兵。
中村义光的经历提供了一个从俘虏到战斗部队成员的完整轨迹。原在中国伪满洲国吉林省朝阳川警备队服役的中村义光等近百人,在日本投降后随日本开拓团东躲西藏。苏联军队撤回国内,八路军渐渐逼近,他们最后决定参加解放军。参加八路军以后,他们不但没有被歧视,而且作为“同志”受到平等待遇。有特殊技能的人,如医师、飞行员、炮兵等,还可以享受特殊的士官待遇。后来中村所属的部队被改编成解放军第47军,当时在47军中有300名日本人,而在整个第四野战军中,大约有4000名日本籍官兵。
第四十一军的数据更为具体。该军中有88名日本人,“有的是机关枪手,有的是抬担架的队员”。立过大功、小功的达38名,几乎占半数。其中还有一名日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机关枪手”这个细节值得注意——机枪手是步兵连队中技术含量最高、也最危险的岗位之一,需要掌握射击技术、弹药管理和阵地选择。一个日籍士兵被安排担任机枪手,说明部队对他的信任程度和他在战斗中的实际角色,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人员”的范畴。
砂原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1932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1945年日本战败前父亲在辽宁阜新去世,砂原惠跟随母亲和妹妹们沦落到辽宁北镇沟帮子一带。母亲靠给人做裁缝生活,他本人则在地主家做猪倌、牛倌。1948年,砂原惠以“张荣清”之名、以翻身农民的身份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后为解放军“四野”),任侦察兵,跟随部队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1950年,他又随部队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后来回忆说:“虽然我的身体里流淌的是百分之百日本人的血,但我的心从头到尾都是一颗中国心。日本是我的母国,而中国是我心中永远的祖国。”
还有一类日籍人员的工作介于战斗与非战斗之间:担架队员。岛田正和和岸本正臣都是日本政府组织的满蒙青少年开拓团成员。1945年从哈尔滨应征入伍才到抚顺,就传来日本战败的消息。1946年初春,他们加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二团担架队。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与敌人展开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此时的东北,千里冰封,岛田和岸本体验了彻骨的寒冷:“白天气温在零下三十度以下,夜间达零下四十四五度,松花江及其他河流全部冻冰。”岛田看到“部队就在冰上进攻、撤退和开展游击战”,而用的武器主要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机枪和三八式步枪,平均两三人用一支”。
岸本向一位东北民主联军的干部问道:“靠这样的军队能战胜国民党军队吗?”那位干部告诉他:“武器的优劣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国民党军看起来一时处于优势,但他们不懂战争的目的,所以无法维持士气。而我们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受压迫的群众报仇雪恨,建立工人和农民的社会。我们是为了人民,和人民一起战斗。”这段对话的细节被记录在古川万太郎1984年出版的《冰冻大地之歌》中,这本书采访了多位日籍解放军战士,记录了他们从日本战败到参加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的经历。
四、炮火与牺牲:日籍烈士与战斗英雄
不是所有日籍解放军都活到了战争结束。
坂本寅吉是日籍解放军中牺牲者最著名的一位。1914年出生于日本埼玉县,哥哥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坂本寅吉少年时随父到过中国,在上海读书,没念完中学就回到日本,当过皮鞋工人和电气工人。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他被迫应召入伍,在炮兵部队服役。他仇视侵略、同情中国人民,因而受到怀疑和监视。1943年夏天,被调到浙江省义乌县楂林采伐队当队长后,他与中国姑娘蒋荷菊结婚,给自己取名蒋贤礼。在此期间,他通过地下党情报员与坚勇大队取得了联系,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了解敌情,给我军传递情报,接济药品、棉衣、粮食等重要物资,使日军屡屡失利受挫。
1945年初,坂本寅吉被日军逮捕,押送途中机智跳车,加入坚勇大队。1945年9月,他告别妻儿,随部北撤至江苏涟水,部队整编后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任炮兵教官。由于技术高超,战斗中屡建战功。泰安攻坚战中,他用两发炮弹摧毁敌城角地堡,为部队打开了入城通道,被誉为“神炮手”。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总攻杜聿明集团的朱小庄战斗中,我军攻击受阻,坂本寅吉指挥炮兵接近敌堡二百米处,用炮平射敌堡,为部队前进扫清道路。激战中不幸中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年仅35岁。
相谷佐代子是一位日籍女战士,在阳江围歼战中牺牲。2000年版《阳江县志》记载,在那场战斗中,包括125团副政委李振之、日本人相谷佐代子在内的246名我军指战员牺牲。佐佐木源吾曾任东北辽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卫生部第二所副所长(营级),1946年随军进驻吉林省瞻榆县期间,因当地霍乱疫情暴发,主动承担救治工作,因感染牺牲,1963年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在临江市烈士陵园中,埋葬着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烈士遗骨,其中有8位日籍烈士。
这些人的牺牲说明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日籍解放军中确实有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了生命。他们的名字大多数没有被记录下来,他们的故事大多数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确确实实地存在过。
五、他们为什么留下
留用日籍人员的原因,不能简化为“感召”或“自愿”中的任何一个单一解释。实际情况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最直接的原因是技术需求。解放军接管东北时,伪满的医疗、军工、交通体系几乎完全依赖日本技术人员运转。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门通过不同途径留用了大量日本医护人员,包括随接管整个医院过来的日籍医务人员、待遣返人员中选择留下的、俘虏投诚后留用的,以及因生活无着投奔而来的。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国民党方面的竞争。当时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但共产党方面发现,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于是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这本质上是一场技术人才的争夺。
而对于许多日籍人员来说,“留下”并非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姬田光义的研究指出,“这部分人并不是为了革命而加入八路军的,而是战后偶然的因素留下来的”,有人“直到最后仍然认为不是为革命才去打仗,而是为了生存”。这种务实的、甚至有些无奈的动机,与后来被赋予的“国际主义战士”叙事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但这段经历也确实改变了一些人。高桥德子在回忆中说:“在中国潜移默化的教育中,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自己就体会到了日本干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山边悠喜子退休后频繁往返中日两国,专程到中国学习历史,积极搜集日本731部队的侵略罪证,尽管自己并不富有,仍多方筹措资金与中国方面合作出版战争史料。
六、回不去的故乡
1953年起,这些日籍老兵开始以日侨身份陆续归国。据中日两国政府安排,大部分人于1953年前后集体转业,集中安排返日。1953年至1958年期间,数万名在华日侨分批乘坐“兴安丸”返回日本。
但回到日本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并不欢迎他们的社会。由于有参加解放军的经历,他们被贴上“叛国者”和“赤化分子”的标签,长期受到政府监视,就业和生活处处受限,难以找到稳定工作,还时常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骚扰。山边悠喜子回国后“饱受歧视”,日本政府甚至没收了她和家族名下的财产。
这种“夹缝”状态持续了几十年。1967年,原四野第二野战病院连级会计师中村义光开始联系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战友,发起组织了“回想四野会”。1970年3月,回想四野会在富士宫市正式成立,此后每年在日本各地轮流召开会议。中村义光在回忆中说:“虽然我们是战败国的国民,但是我们参加了解放军……从东北的最北面一直打到海南岛,参加了整个的解放战争,在这个期间,没有因为是日本人而受过歧视、从来没有欺负人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怀着日本和中国世代友好,回忆我们在中国的这段历史的想法,决定成立四野回想会。”
回想四野会至今仍在运作,成员们每年聚会,也时常组团访问中国。1990年,中村义光率“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重返中国。2019年9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为27名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及12名家属颁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大使孔铉佑在致辞中称他们“为新中国诞生流血流汗,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
七、一段没有被充分讲述的历史
日籍解放军的历史之所以值得被认真对待,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敌人变成朋友”的温情叙事,而在于它呈现了战争结束后一个极其特殊的时刻:在政治秩序重组、社会信任崩塌的间隙中,一群身份暧昧的人,被历史推到了一个他们从未预料到的位置上。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主动选择成为“解放军战士”。他们选择的是活下去,是在混乱中找到一处可以立足的地方。但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做的事情,野战医院里的手术台、航校跑道上的教练机、兵工厂里的车床,确实改变了一场战争的走向,也在无意中为两个国家之间留下了一条极窄的、但确实存在的通道。
这条通道不宽,也不平坦。回国的日籍老兵在故土被视为异类,在中国的经历被日本主流社会长期忽视。但在通道的两端,总有人在试着走过来走过去。山边悠喜子晚年仍在搜集731部队的罪证,中村义光的回想四野会仍在运作,林弥一郎的回忆录《我和中国》仍在被阅读。这些动作本身,就是那段历史没有完全被遗忘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