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贸易失衡：一场大再平衡正在酝酿……但谁来买单？

美国经济模式以巨额债务和产业衰退为代价，吸纳了全球的储蓄与过剩产能，如今已走到极限。一旦华盛顿收紧贸易政策推动再工业化，中国和欧洲将被推到这场不可避免的全球再平衡的最前沿。

作者：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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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杂志：您指出，持续的贸易逆差必然迫使美国在"债务上升"与"失业上升"之间二选一。为什么美元的国际地位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仍无法让美国长期吸纳其他国家的过剩储蓄？

迈克尔·佩蒂斯： 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确实让美国吸纳外国储蓄的能力远超绝大多数国家。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能不能继续"，而是"还想不想继续"。

问题在于，吸纳这些储蓄的代价，要么体现为债务膨胀，要么体现为失业上升，两者都不是什么好结果。更麻烦的是，这种调整必然伴随着生产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而这恰恰是最危险的部分，因为未来几十年生产率提升最快的领域，极可能出现在高附加值制造业。所以美国的问题不只是债台高筑或失业过高，而是持续吸纳外国储蓄会扭曲本国经济结构、削弱长期生产能力。

美元给了美国极大的腾挪空间，让它一再把调整往后推，但它消不掉这个底层取舍。总有一天，继续吸纳全球过剩储蓄的代价会高到让美国主动把一部分调整成本甩给顺差国。

您为何认为中国是这轮再平衡中最脆弱的经济体？毕竟中国政府对信贷、银行体系和资本流动仍保持着极强的控制力。

中国之所以格外脆弱，是因为它对信贷的掌控力只是把调整推迟了，而并没有消除调整。中国积累了天量债务，而债务的飞速扩张带来的增长回报越来越低，甚至已经转负。靠不断加杠杆去支撑低效投资，这条路正变得越来越没效果，也越来越危险。事实上，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已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而且是有史以来攀升最快的。

更糟的是，中国面临的保护主义压力与日俱增，其他国家越来越不愿意替它消化过剩产能。这样一来，中国想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去达成那些政治设定的增长目标，难度越来越大。中国正被两头夹击：内部靠"加投资、加杠杆"拉动增长的机制在失效、风险在上升，外部靠外需拉动增长的机制在卡壳。北京对信贷和资本流动的管控确实留下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但消除不了这道约束。

美国的关税和产业政策，真的能倒逼中国提振内需吗？还是说它们只会把中国出口挤向其他市场？

如果美国的关税和贸易政策统一、连贯、瞄准真实的经济目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反复无常、难以预测、高度政治化——那么它们在削减美国贸易逆差、推动再工业化方面会有效得多。就目前这种混乱状态而言，反而便利了中国出口向其他市场转移，美国的贸易逆差也继续扩大。

不过，两党都有不少政策制定者明白这一点。我倾向于认为，美国贸易政策变得更连贯、更持久只是时间问题。到了那一步，要么中国被迫调整国内政策的压力大幅上升，要么欧洲承受的压力大幅上升。

在中美经济对抗中，欧洲注定要成为那个"被调整"的角色吗？它有哪些现实工具，可以在保护自身产业的同时，又不引爆一场自己可能成为最大受害者的贸易战？

我不认为欧洲注定要成为调整成本的承担者，但它确实面临相当大的风险。如果美国成功压缩贸易逆差、实现再工业化，而中国继续维持巨额顺差，那么中国就必须为过剩产能另寻出路、为过剩储蓄另找出路。欧洲显然是首当其冲的候选者。

问题在于，欧洲管理国际收支的政策手段远比美国少得多。各成员国的利益诉求、产业结构、财政状况各不相同，而欧元又限制了主权国家本可使用的部分调整机制。如果欧洲把这些过剩吸收进来，结果就是欧洲制造业被削弱、增长放缓、债务上升。

因此，欧洲必须制定既能扩大内需、又能保住生产能力的政策。具体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贸易措施和产业政策，但核心是要提升自己驾驭国际收支的能力。否则，欧洲很可能沦为美国不愿再承担的那部分调整成本的"接盘者"。真正的风险在于：一场始于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最终会演变成一场范围大得多的争夺战——争夺的，是谁来为全球再平衡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