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追着《额尔古纳河右岸》来到大兴安岭的，在奇乾村到漠河那段两百多公里的无人区路上，我找到了迟子建笔下那个空灵的世界。

清冷的河水奔流激荡，漆白色的桦树一排排的挺立，远处山峦上成片的落叶松像披着金粉般蓬松的迎接着阳光，辽阔的蓝天中航行着庞然的白云见或着向大地投向一片阴翳。

鄂温克人曾经就在这里打猎、生火、相爱、生育、分离再死亡，并最终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

这是完全没有网络的世界，我欣赏着美景，也享受着孤寂，好在有馒头陪着我，他毛茸茸臭烘烘的存在着，证明着生命不是幻觉。

车在驶向大山深处的时候，我却又想起另一些关于大兴安岭的故事，关于我们家族的。

我是江苏下面小县城的，按理说我们家和大兴安岭不会有什么联系，但我舅舅插队在大兴安岭的林场。

小时候经常听舅舅讲起那段时光，半人高的雪地里，大家齐心协力地砍倒大树，再想方设法的把木头运出去。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日复一日的生活。零下十几度的冷冽北方，随时会带走任何心存侥幸的人。

舅舅今年刚办完八十岁，他们那一批插队的朋友，都十分的要好，前些年还能走动的时候，大家时不时地还相约聚一聚，从林场回来后，这些人都在年富力强一腔热血的时候，赶上了祖国的大发展，大多都体面而富足。这令他们青年岁月那种巨大苦难，被镀上了一层温情和美好的颜色。

这些都是在我还没出生时候的故事，我们家里的几个大箱子，是这一切的传承。

这些箱子是樟木的，板材是早年舅舅从大兴安岭寄回来的。妈妈说爸爸是借了板车去拖回家来的，爸爸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把这些板材打成了箱子，抹了油。

那是三个很好看的箱子，长约一米五，高宽都是一米，两个枣红色，一个深黄色，正前面都有一个古式的锁扣，这些漂亮的箱子现在也不知哪里去了。

我现在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没有学过木匠的成年男人会打箱子，但我相信我爸爸可以，他们那个年代的男人真的很神奇，什么都会做。我记得他小时候用细竹竿给我粘了一个可以拖出去的小兔灯，那是别的小孩所没有的。

爸爸当过工程兵，在银川的山洞里做战备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我说那么几个人，要扛那种滚烫的铁水，稍有不慎就会被烫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场景，但我很相信这一切，我爸爸力气很大很大，他可以一个人举起农村的石碾子，他一个人可以吃五六个那种拳头大小的斩肉圆子。

他是个很荒唐的人，自我，潇洒，不顾家，爱看意甲，我很长时间里都很怨他。可他死的太早了，我后来又很想他，不知道他活得久一点，我们这个家会怎样。

爸爸后来也很爱往银川跑，不知道他在那个工程兵工地到底是哪儿，有机会我很想去看看。

我们上一辈人与这个国家的联系，是一种今天很难复制的联系。

他们年轻的时候，会真的走进森林、矿山、山洞和工地。一个江苏小县城的年轻人，可以去到几千公里之外的林场伐木，也可以去西北的山腹里修战备工程。他们认识这个国家，是通过脚下的冻土、肩膀上的木头、手边滚烫的铁水。

他们的身体，曾经真实地嵌进这片辽阔土地的运转之中。

而我们这一代人与世界的关系似乎变得轻了很多。

我们开着汽车穿过森林，用手机记录河流和落叶松，住在恒温的房间里，很少再知道一张桌子的木头来自哪里，一块钢铁在哪里炼成。

我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却越来越少知道它们从哪里来。

我看着漫山遍野的森林，想起那些舅舅邮寄回来的木头。

几十年前，木头从大兴安岭出发，一路南下，来到江苏，最后被父亲的手做成箱子，装进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

几十年后，我沿着相反的方向，从江苏一路向北，又回到了这些木头曾经出发的地方。

时代在奔向远方，愈加急促，太迷失和痛苦的时候，可能要想想我们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