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在家看《明史》，读到河南推官汤开远的一段奏疏。他写道昌黎遇到兵乱，县令左应选组织百姓守住了城。事后，朝廷却因他办事中的小过失，拟按贪赃治罪。汤开远替他不平：城若丢了，朝廷得花多少钱才能收复？如今城守住了，反倒对守城时的花费锱铢必较。下次再有敌兵来，谁还敢拍板筹粮、募人、花钱？

汤开远说：“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不任之罪犹轻，而任之罪更重也。”不做事沒有什么东西，而做事，要留下的账、签过的字、花过的钱太多了，如果可能在事后被一笔笔追究。那最稳妥的办法是什么？请示，等批复，再会商，拖到后面最好不做。

上面看事情办不成，觉得官员不担当，于是再查、再罚。下面看见抓了那么多人，更不敢担责。催得越急，手续做得越全，最后，人人都有公文交差，那件事却沒人做。[允悲]

贪官必须要查，失职也应当追究。但若侵吞钱粮与办事失误分不清，今天依规作出的决定，明天又能换一套标准追责，那可能真是沒人敢做事了。

又想起汉武帝时的廷尉杜周。有人责问他为何不按法律审案，只揣摩皇帝的意思。他反问：“三尺安出哉？”在他看来，前一位君主认可的写成律，后一位认可的又写成令，眼下的意思才最要紧。
所以法治非常重要啊，如果规则不能稳定，经常变化，严刑可以让人害怕，却很难让人敢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