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经济学家的言论时，有一个本科阶段经常提及，但似乎总被忘记的问题，也就是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区别。在经济学（自认为）走向科学的道路上，大部分经济学家，尤其是学院派经济学家，本质上都是在做实证分析，目的是为了描述和解释存在的现象，对许多问题并不做价值判断。然而，这种转变是最近一些年慢慢发生的事情。在这种转型下，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在解释事实，而非直接指导政策。

然而，在公众尤其是中国公众的视野下，经济学家本身就承担着“指导政策、经世济民”的“天职”，这种概念理解上的错位和偏差是现在经济学家们常常受到公众攻击的一个关键原因。最近这一年一些引发舆情的经济学研究，无论是高速公路和儿童拐卖，还是零工经济与福利问题，再到光伏和鸟，本质上都是这种认知错位的结果。

事实上，如果公众真的去阅读了经济学家们写的全文，就能发现他们并没有说“因为高速公路带来拐卖，所以我们不能修高速”“灵活本身就是福利，所以人人都应该去送外卖”“光伏发展减少鸟类多样性，所以我们要放弃发展光伏”。恰恰相反，经济学家们在很谨慎报告自己的发现，提出的一些潜在启发也常常只是“要在高速装更多摄像头”“要为零工经济者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光伏要数量也要质量”等非常务实的观点。至于是否要采用，往往都是全局性的系统管理工程，应该是决策者综合各方面信息后再做判断，而非经济学家所能解决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经济学家现在面临的系统性困境，不仅仅要归因于公众的理解偏差，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一方面，经济学作为一门讲求入世的社会科学，现在却在和现实世界高度脱轨，绝大部分的论文毫无产业和政策价值，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学科发展问题。而在另一方面，作为许多时候站在前台，时常面向媒体的学科，经济学家也需要提高自己的公众表达能力，以尽量减少沟通过程中信息的错误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