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几年，村子里的人去新疆摘棉花，有个因病去逝了。因为距离太远，也穷，便就地埋葬了。

八年后，经济条件好一些，孩子也想完成父亲的遗愿——葬在老家。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人只是干了，一点没有腐烂。​去新疆接人的是老二建国和老大建军。兄弟俩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又转了两趟长途汽车，最后搭了一辆拉棉花的拖拉机，才找到那个叫“老风口”的地方。当年一块儿来摘棉花的老乡指着一片盐碱地说：“就在那棵歪脖子胡杨树底下，当时用白布裹了，挖了个深坑。”

​那是八月，新疆的地表温度四十多度，戈壁滩上的风烫得人脸疼。兄弟俩请了几个当地的民工，带了三瓶白酒、一摞黄纸，还有从老家带来的那块红布——那是母亲出嫁时压箱底的绸子，一直留着。#情感态度表达#

​挖的时候，建国的手一直在抖。铁锹下去，先是干硬的碱土，再往下是沙子，挖到一米多深的时候，锹头“当”的一声碰到了什么。几个人扔了锹，用手刨。沙子簌簌地滑落，先露出一截袖口，蓝布已经褪成了灰白色，但纹路还在。再往下刨，整个人就露出来了。​建国一辈子忘不了那个场面。

​他爹就躺在那儿，两只手交叠放在肚子上，姿势跟睡着了一样。脸上的皮肤紧紧贴着骨头，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五官清清楚楚，眉毛、睫毛都还在。指甲盖是白的，头发花白，一根没掉。穿的那件蓝布褂子，领口磨出的毛边都数得过来。整个人像是被太阳晒透的干菜，蔫了，缩了，却完完整整地保持了去世时的模样。

​随行的当地向导“扑通”一声跪下了，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维语。建国听见翻译说，老人家在保佑你们，这是胡大的恩典。

​建军蹲在坑边，伸出手想碰又不敢碰，嘴唇哆嗦了半天，喊了一声“爹”，眼泪就下来了。他想起最后一次见他爹，是九三年冬天。爹从新疆寄回来三百块钱，信上说今年棉花价好，再干两年就回家。那三百块钱，娘给大哥娶了媳妇，给他交了学费。后来就再没信了，再后来就是大队书记捎来的口信——人没了。

​兄弟俩用那块红绸子把父亲裹了，绸子太小，只够盖住脸和胸口。建国脱下自己的白衬衫，轻轻盖在父亲身上。然后他们把父亲抬进从县里殡仪馆租来的冷藏棺里。

​回家的路比来时更难。冷藏棺要接电，火车上不行，汽车上也不行。兄弟俩就租了一辆带发电机的旧面包车，轮流守着棺材，三天三夜没合眼。路过星星峡的时候，车子爆了胎，建国抱着棺材坐在戈壁滩上等了一个小时。太阳毒辣辣地照着，他怕父亲晒着，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搭在棺盖上。他自己晒得脱了一层皮。

​到村口那天是傍晚。娘早就拄着拐杖站在村头的老槐树底下等着了。八年了，她的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可看见面包车的那一刻，她忽然挺直了腰板，一步一步往前走。建国跳下车扶她，她摆摆手，走到棺前，伸出枯瘦的手，隔着玻璃摸了摸。​“你个死老头子，”她说，“可算回来了。”​眼泪砸在玻璃上，一滴一滴的。

​村里人都来了。老支书指挥着把灵堂搭在院子里，香烛、纸扎、白幡，一样不少。建国媳妇翻出早就做好的寿衣，藏在柜子里八年了，蓝绸子面，棉花芯，针脚密密实实。建军从父亲那件蓝布褂子口袋里摸出一个塑料袋子，里面裹着一卷钱，有零有整，一共四百七十块。还有一张折成四折的纸，是九四年写的，字歪歪扭扭：

​“秀兰，今年摘了八十天，挣了七百多。给建国娶媳妇用了五百，还剩这些。你留着看病。我明年春天就回。”

​他没等到春天。

​出殡那天，天阴着，却没下雨。全村老小都出来送。棺材抬过村口石桥的时候，建国忽然想起小时候，爹从地里回来，总在桥头把他扛在肩上，说“我儿子以后要走出这个村”。他走出去了，又回来了。爹也回来了。

​坟地在村东的坡上，挨着他爹娘的坟。建国一锹土下去，喊了一声：“爹，到家了。”​风从坡上刮过来，带着玉米叶子哗啦啦的响声。娘站在坟前，把那卷四百七十块钱一张一张地烧了。火苗蹿起来，纸灰打着旋儿往天上飘。

​后来，村里人都说，老李头这辈子最远走到新疆，三千五百公里，走了八年才走完。可说到底，还是走回家了。​那棵从新疆带回来的胡杨枝条，建国把它插在了坟前。第二年开春，竟然冒出了绿芽。娘说，那是老李头的魂儿，扎了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