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家庭与学生：劳动力市场逻辑下的教育困境
一、引言：学生时代的痛苦，并不只是学生自己的问题
我们通常会把学生时代的痛苦理解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经历。
成绩不好、考试压力、老师的批评、家长的催促、繁重的作业、没有意义的重复训练，以及对于未来长期存在的不确定感，都很容易被归结为一句话：学生压力太大了。
但如果把视角稍微向外拉一些，就会发现，学生的痛苦其实很难单独从学校或者家庭内部得到解释。
为什么家长如此执着于学历？
为什么学校越来越重视分数、升学率和排名？
为什么很多家长自己明明经历过痛苦的教育，却仍然不断要求自己的孩子“再努力一点”？
为什么一个本应该以成长、探索和理解世界为核心的教育过程，最后很容易演变成对于分数、排名和学历的竞争？
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条更加漫长的社会传导链条：
劳动力市场决定了学历的重要性，收入结构制造了普通家庭对于未来的焦虑，这种焦虑进一步传导给家庭和学校，最终由缺乏话语权的学生承担。
因此，学生与学历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教育内部的问题。
它同时也是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家庭资源问题，以及社会结构问题。

二、学历为什么重要：它首先是一种劳动力市场中的“信号”
讨论学历之前，首先需要区分两个概念：
知识和学历并不是同一件事情。
一个人拥有很高的学历，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比低学历的人更加聪明、更有能力，或者更加适合某一项具体工作。
反过来，一个学历普通的人，也完全可能拥有很强的商业能力、组织能力、学习能力或者社会能力。
所以，如果单纯从“一个人究竟有多少真实能力”的角度来看，学历其实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评价方式。
但问题在于，劳动力市场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真正认识每一个人。
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类比。
假设市场上存在两个功能相似的商品，其中一个商品经常出现在广告里，我们反复见过它；而另一个商品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当消费者没有足够时间仔细研究的时候，往往更容易选择那个自己熟悉的商品。
原因并不是广告一定证明了这个商品更好，而是熟悉度降低了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成本。
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的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每一个求职者都是一个陌生人。
企业很难通过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的面试，就完整判断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执行能力、组织能力、自律程度和长期发展潜力。
因此，它需要一些成本较低、能够快速完成筛选的信息。
学历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社会化信号。
一所大学的名称、一张学历证书、一个学位，本质上并没有完整描述一个人的能力，但它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建立一种概率性的判断：
这个人可能完成过某种强度的学习；
可能通过过某种程度的竞争；
可能拥有某些基础知识；
也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能力。
因此，学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并不是证明一个人“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降低劳动力市场筛选人才的信息成本。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历和知识实际上是两套不同的逻辑。
知识回答的是：
“你到底会什么？”
学历回答的则更多是：
“一个完全不了解你的人，为什么愿意先给你一次机会？”

三、学生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的“后备军”
如果进一步从整个社会运行过程来看，大部分学生最终都必须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
当然，社会中确实存在少数拥有大量资本的家庭。
这些家庭的下一代即使终身不参与劳动，也可能依靠资产、投资收益或者家庭财富生活。
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维持生活的基本条件。
因此，如果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学生身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绝大多数学生最终都会进入劳动力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把学生理解为一种广义上的劳动力后备群体。
学校教育不仅承担知识教育和社会化功能，同时也客观地承担着将未来劳动力进行分类、认证和分流的功能。
而学历，就是这种分流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所以，教育竞争最后很容易转化为就业竞争。
就业竞争又进一步转化为收入竞争。
一个学生今天为什么要竞争大学？
因为大学可能决定第一份工作的门槛。
为什么第一份工作重要？
因为第一份工作又会影响一个人最早接触到的行业、同事、人际网络和社会资源。
因此，学历虽然不能决定人生，却很容易影响人生最初的分流方向。

四、工资为什么存在巨大差异：劳动力供需与岗位稀缺性
如果想理解学历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重要，还需要进一步理解工资。
从最简单的市场逻辑来看，工资受到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共同影响。
当某一类岗位几乎任何人经过简单培训都可以完成，而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又很多时，劳动者之间就会产生激烈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议价能力通常比较弱。
因为即使一个劳动者要求更高工资，也可能存在另一个失业者愿意以更低的工资接受这份工作。
因此，在存在一定失业人口以及大量替代性劳动力的情况下，一些低门槛工作的工资就很难持续大幅高于基本生活所需要的水平。
这里所谓的“基本生活水平”，并不是说劳动者除了吃饭什么都无法承担，而是说工资的大部分往往会被住房、食品、交通、医疗、家庭支出以及其他必要生活成本消耗掉。
真正能够自由支配和积累的部分比较有限。
与此同时，社会中又确实存在大量收入明显更高的岗位。
但这些岗位往往存在两个特点：
第一，数量有限；
第二，进入门槛较高。
于是新的问题就产生了：
当大量劳动者竞争有限的高收入岗位时，企业应该如何筛选？
这时候学历的信号作用再次出现。
学历并不是唯一标准，但它是一种成本非常低、社会认可程度又很高的筛选工具。
因此，高学历群体往往拥有更多进入高收入岗位竞争的机会。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高学历者都一定高收入，也不意味着每一个低学历者都一定低收入。
它描述的是一种概率上的差异。

五、“低学历的人也可以当老板”并不能否定学历的作用
对于学历重要性的讨论，经常会出现一种反驳：
“很多中专、大专学历的人也做老板，也有人赚很多钱，所以学历没有什么用。”
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它把“存在个别成功案例”和“总体概率”混为了一谈。
学历从来都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
一个人学历不高，完全可以依靠商业能力、组织能力、人际能力、胆量、运气以及对于市场机会的判断取得巨大成功。
但这并不能说明学历对于资源分配没有影响。
因为一个人在最初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所处的环境，会影响他之后能够接触到的资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有两个年轻人，他们的商业能力、组织能力、胆量以及学习能力完全一样。
其中一个人因为学历较高，进入了一家大型科技企业。
另一个人因为学历和其他条件限制，进入了一家传统制造企业。
几年以后，两个人都决定创业。
这时候他们所能够调用的资源很可能已经完全不同。
前者可能认识程序员、产品经理、投资人、供应链负责人和大型企业客户，也更加熟悉高附加值产业的商业模式。
后者可能更加熟悉传统制造、餐饮、零售或者低附加值行业。
两个人都可以创业，也都有可能成功。
但他们最初所在行业的利润率、资本密度、人际网络和信息环境不同，最终能够撬动的资源规模也可能完全不同。
所以学历真正产生的影响，并不只是“一个月工资多几千块钱”。
它还可能通过第一份工作、第一批同事、第一批客户和最初接触的产业，持续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资源。
这就是为什么学历本身虽然不是能力，却可能长期改变能力发挥的环境。

六、即使一个人并不优秀，更好的学历仍可能带来更高的“人生下限”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我们经常喜欢讨论那些极其优秀的人。
比如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努力、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能不能突破学历限制。
答案当然是可以。
但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是极端优秀的人。
大多数人的能力、努力程度和判断能力其实都处于一个相对普通的区间。
对于普通人而言，环境的重要性反而更加明显。
假设有两个同样普通、同样没有特别强事业心的人。
一个人因为学历较好进入了高附加值行业，然后选择“躺平”。
另一个人进入低附加值行业，同样选择“躺平”。
即使两个人之后都没有创业，也没有额外努力，他们最终获得的收入、工作环境、福利以及社会资源，也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因此，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学历的重要作用甚至并不一定是提高人生的“上限”。
很多时候，它更加重要的作用是：
提高一个人的下限。

七、中低收入家庭为什么尤其重视学历
理解这一点之后，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很多中等及以下收入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表现出极强的焦虑。
假设一个家庭每个月收入六千元。
这些钱需要支付住房、食品、水电、交通、小孩教育、赡养老人以及其他基本生活支出。
在这些固定支出之后，能够真正积累的财富可能非常有限。
更重要的是，很多成年人在进入某个行业几年以后，会逐渐意识到一件事情：
如果一直依靠单纯出售自己的劳动时间获得收入，那么自己的职业上限可能很快就能够被看见。
工资大概能够增长到多少；
每天需要工作多长时间；
工作环境是什么样；
三十岁、四十岁以后会变成什么状态。
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这种生活很累。
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过这种生活，所以才更加害怕自己的孩子重复同样的人生。
他们看到了学历对于求职的影响。
看到了不同学校毕业生之间的岗位差异。
看到了博士、硕士、本科生以及不同学校毕业生在实习和求职过程中的区别。
也看到了某些行业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环境以及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心理就产生了：
“我已经这样了，但我的孩子不能再这样。”
因此，很多普通家庭对于教育的执着，并不单纯来自所谓的“虚荣”或者“爱面子”。
它背后经常存在一种非常现实的生存逻辑。
家长希望通过学历，把孩子送进一个更加安全、收入更高、环境更好的劳动力市场。

八、问题开始出现：学校和家长利益趋同，而学生失去了话语权
但正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矛盾开始出现。
从家长角度来看，提高成绩、获得更高学历具有现实收益。
从学校角度来看，考试成绩、升学率和重点学校录取人数，同样关系到学校评价、教师绩效以及社会声誉。
于是，在“让学生取得更好成绩”这一目标上，学校和家长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
但是学生本人处于什么位置？
学生尤其是未成年人，本身并不拥有完整的自主权。
在家庭中，监护人拥有巨大的决定权。
在学校中，教师和学校拥有教学、管理、评价和纪律权力。
因此，在家长和学校都认为“你必须努力学习”的情况下，学生实际上拥有的谈判空间非常有限。
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
最直接承担教育压力的人，反而是教育系统中权力最小的人。
家长可以提出要求。
老师可以布置任务。
学校可以制定制度。
但学生往往只能执行。
如果学生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得到的回答往往不是重新讨论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意义，而是：
“你现在不懂。”
“以后你就知道了。”
“别人都在学。”
“考试要考。”
这种权力结构本身，就成为学生痛苦的重要来源之一。

九、从学习知识到“为了竞争而学习”：绩优主义的形成
当教育越来越直接地与就业机会联系起来以后，学校内部的竞争自然就会加剧。
如果大学学历能够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那么人们就会竞争大学。
如果普通大学和重点大学之间存在就业差异，那么人们就会进一步竞争重点大学。
如果所有人都开始增加学习时间，那么为了重新区分学生，考试就必须继续增加难度。
于是教育很容易进入一种不断加码的状态。
更长的学习时间；
更难的考试；
更多的练习题；
更加细致的排名；
更早开始的竞争。
这时候，教育的目标就可能逐渐发生变化。
原本学习数学，是为了理解数量关系和世界运行的规律。
学习物理，是为了理解自然现象。
学习语言，是为了获得表达和沟通能力。
但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知识本身的意义很容易退居其次。
学生最先被要求回答的问题变成：
“这个考不考？”
于是很多知识最终变成了为了考试而存在的抽象符号。
学习本身变成了一种筛选过程。
这就是绩优主义最值得警惕的一面。
当一个人的价值不断通过分数、排名、学校和证书进行量化时，教育就很容易从“人成长的过程”变成“人证明自己值得被选择的过程”。
十、从“无意义劳动”到“无意义学习”
大卫·格雷伯在《Bullshit Jobs》中指出，长期从事自己认为毫无意义、却又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会给人带来明显的心理痛苦和异化感。

成年人在职场中经常会因为从事缺乏意义的工作而感到痛苦，比如重复填表、为了汇报而汇报、为了流程而流程。真正让人疲惫的，不一定只是工作量，而是一个人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学生其实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知识本来应该帮助人理解现实，但当教育承担越来越强的选拔功能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为了继续区分学生，考试必须不断增加难度；当学生适应以后，又需要出现更复杂、更抽象的题目。于是，在不断“内卷”的过程中，知识越来越技术化、晦涩化，也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

这也是绩优主义的一种表现：学习不再只是为了理解知识，而越来越变成为了分数、排名和学历而学习。成年人为了绩效完成很多自己认为没有意义的工作，学生则为了考试完成大量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训练。

两者的共同点是：人不是为了事情本身而行动，而是为了被评价而行动。

而学生的问题更加明显，因为他们同时处于家庭和学校的权力之下，缺乏拒绝和退出的空间。所以学生的痛苦不仅来自“学习太难”，也来自长期进行大量自己无法理解其意义、却又必须完成的任务。
与狗屁工作形成的隐形职场霸凌一样，学校也形成了学习霸凌。

这类行为最令人疲惫的地方，并不一定是体力消耗，而是一个人无法建立“自己的劳动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
当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某件事的时候，即使任务本身并不困难，也容易产生强烈的异化感。
学生其实也存在类似的体验。
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自我意识迅速发展。
学生开始不断追问：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
它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将来真的会用到吗？
我为什么每天要做几十道几乎一样的题？
如果学校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知识就有可能被学生理解成探索世界的工具。
但如果唯一的答案是：
“考试要考。”
那么学习很容易转变为纯粹的服从。
这时候，学生承担的已经不仅是学习压力。
他还需要长期执行大量自己无法理解意义、又没有权力拒绝的任务。
而这种状态和成年人面对无意义劳动时产生的痛苦，其实存在相似之处。

十一、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与教育环境的强控制产生冲突
这种问题在初高中阶段尤其突出。
因为青春期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逐渐成熟的时期。
青少年开始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身份认同和独立意识。
他们越来越希望知道：
我是谁？
我喜欢什么？
我未来想做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但与此同时，很多学生所处的教育环境却恰恰要求他们减少个人选择。
课程是固定的。
考试是固定的。
学习时间是固定的。
评价标准也是固定的。
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冲突出现了：
人的自我意识正在增长，但人的决定权却没有同步增长。
这是对个人意志的一种否定
学生开始拥有越来越强的个人意识，却仍然被当作缺乏判断能力的人进行管理。
这种“意识增长”和“权力不足”之间的落差，本身就可能制造巨大的心理张力。
因此，如果想理解为什么一些学生会表现出厌学、逃避、愤怒甚至严重的心理困扰，不能简单把这些现象理解为“孩子不够坚强”。
还需要观察他所处的制度环境中，他究竟拥有多少表达、选择和退出的空间。

十二、但是，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罪于家长
讨论到这里，很容易把家长塑造成压迫者。
但这仍然是不完整的。
因为家长本身同样生活在更大的结构之中。
一个成年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把人生最主要的清醒时间出售给劳动力市场。
如果工作又缺乏意义感和自主权，那么长期来看，这种生活同样可能令人感到疲惫。
对于很多人来说，辞职当然可以暂时摆脱工作。
但辞职意味着失去收入。
失去收入又意味着房租、房贷、食品、医疗、孩子教育和家庭责任无法承担。
于是自由在理论上存在，在现实中却非常昂贵。
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很多成年人逐渐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恐惧：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也过这样的生活。”
于是他们选择了自己认为最可靠的工具——教育。
所以家长对于学生的压力，本身很多时候也是劳动市场压力经过家庭之后的二次传导。
公司把压力给劳动者。
生活成本把压力给家庭。
家庭再把这种焦虑传递给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难通过一句“家长不要逼孩子”来解决。
因为家长的焦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十三、成年人为什么同样被困住：劳动创造的价值如何被层层分配

要进一步理解普通家庭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下一代的学历，还需要回到成年人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

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并不等于劳动者最终获得的收入。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非常简化的假设。一个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了1万元可以用于分配的新增价值。这个1万元假设其中4000元由企业获得，那么剩下的6000元，才可能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如果企业不能获得超过市场工资的超额利润自然也不会有这个岗位。
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并不是自己所创造价值的全部，而是劳动力市场根据岗位稀缺程度、劳动供需关系、议价能力等因素所形成的“劳动力价格”。

在这个例子中，这个价格就是6000元。

但是问题还没有结束。

即使6000元已经作为工资进入劳动者手中，这6000元也并不意味着他真正拥有6000元可以自由支配。
其中2000元需要用于支付房租或者房贷。
从个人的生活体验来看，这部分住房支出可以理解为资本从劳动收入中进一步取得的一部分份额。劳动者已经通过工作获得工资，但是为了获得最基本的居住空间，他还需要继续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出去。
也就是说，企业首先从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取得一部分，而劳动者拿到工资之后，住房又进一步从工资中分走一部分。

接下来还需要吃饭。
如果这个劳动者还有孩子，就会出现教育、衣物、医疗以及其他养育支出。
如果家庭还需要赡养老人，那么又会增加新的固定成本。
因此，一个看起来每个月能够拿到6000元工资的人，真正完成所有必要支出之后，可能已经所剩无几。

这并不是说这些家庭一定已经贫困到无法生存。
很多家庭仍然能够正常吃饭、住房、消费，偶尔也能够娱乐。
真正的问题在于：
看起来一个成年人每天都在创造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的大头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被层层刮分。

十四、经济增长时期，被隐藏的矛盾更容易被缓冲
可以把整个社会经济想象成一个不断变大的蛋糕。
当经济高速增长时，即使不同阶层获得蛋糕的比例并不相同，只要蛋糕本身持续扩大，大多数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仍然可能得到改善。
最上层获得很多。
中间阶层获得一部分。
普通劳动者虽然获得较少，也有的漏下来，但是……
十五、压力链条的最低端——学生
这也是这个问题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企业需要筛选人才，因此使用学历。
成年人需要获得更好的工作，因此重视学历。
家长希望孩子未来拥有更好的生活，因此要求孩子学习。
学校需要维持升学率，因此要求学生获得更高成绩。
每一层都能够解释自己的行为。
但是当整个压力链条向下传导时，最终承担压力的却是学生。
而学生恰恰又是整个链条中最缺乏决定权的群体。
他不能决定就业市场。
不能决定大学录取制度。
不能决定学校课程。
不能决定家庭经济状况。
甚至很多时候，也不能决定自己每天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停止学习。
但所有社会焦虑最终却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因此，学生时代的痛苦看似只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个人经历，实际上背后可能连接着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