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后，《把自己作为方法》过时了吗

原文首发于《北青艺评》，有增订。

王虹成为中国第一位菲尔兹奖女得主后，她曾经在采访中提到的一个词引发热议——Discouraged。

这个词被网友翻译为打压、受挫、沮丧、气馁，还有人直译为“把勇气一点点拿走”Discouraged迅速引起了青年群体的集体共鸣，尤其是曾经在学校和企业遭受打压的青年人。

当Discouraged成为公共热词时，再读《把自己作为方法》（后文简称《方法》）增订版，竟产生了奇妙的共振。因为在项飙和吴琦共同完成的这本书里，他们的一个核心关切正是——当结构性问题暂时无法彻底改善，个体被无力、受挫、沮丧等情绪袭扰时，一个人该如何找到更可持续、可提供创造力的方法，从而为未来大的改变积蓄力量？

六年前，人类学家项飙与《单读》主编吴琦的对话结集出版，命名为《把自己作为方法》，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热烈讨论。这本书宛如书面上的视频播客，两人的对话旨在分享方法——既是分析世界也是自我处世的方法，没想到此书成了许多人的心理疗愈之书，当时有一句话流传，叫“遇事不决问项飙”。

与此同时，《方法》也引发了学界和大众的双重商榷。项飙对“乡绅”的定义、对附近、经验、中国历史的讨论，激起了余波不断的争鸣。

六年后的今天，《方法》增订版上市，除了首版内容，还收录了项飙和吴琦围绕首版争议、近六年中国社会新变化、青年关心议题所生发的五万字对话。因此，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旧书重印，也是二人对《方法》的再思考、再出发。

一、 “附近”的背后是具体的现象和感知

项飙出生于温州，求学北京，深造于牛津大学，目前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工作。他的代表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全球猎身》在学术界享有赞誉。

你也许不熟悉他，但多少听说过“附近的消失”这一概念。1990年代中期，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项飙六次造访“浙江村”，完成了毕业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在做客《十三邀》与许知远对谈时，项飙又提出了“附近的消失”这一被人津津乐道的概念。他认为：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社会结构改变，看似加速了人与人的联系，可附近消失了，我们更加不了解身边的人、不了解我们的日常世界。在这个背景下，重建附近、认识联系的重要性显得弥足珍贵。

《方法》正是项飙重建“联系”的一次实践。相比起项飙的学术著作，《方法》的叙事壁垒并不高，它的对话非常口语化，这使它更有利于传播。

过去六年，这本书激起了涟漪般的回响，从公共讨论的角度来说，它是一块有力的石头，让不少青年深入去思考、去行动，建立自己与附近的联结，这是它的可贵之处。这些回响证明了此书的生命力。

如何理解《方法》？吴琦在增订版序言中抛出了一把理解的钥匙。当他和项飙说“把自己作为方法”时，背后的动力首先来自一种边缘感：

各行各业的困境和壁垒、在“上行”旋涡里挣扎的人、被经济发展换算为代价的人、秩序里的异类、被限定而不是被解放的青年……

紧随着“何以至此”的追问，个体如何面对这个动荡的世界，如何在大环境下找到自我的内在支撑体系，成为保有彼此心力的重要环节。

那么，“把自己作为方法”，是把自我经验作为参考，用经验主义来作为指导个体人生选择的方法吗？在项飙和吴琦的对话里，把自己作为方法，除了是把自我经历、自我精神世界的变迁去问题化、情境化，用更细腻的目光回溯自我及附近，它还意味着对情感、感受力的召唤、用个人的独立、能动性，去对抗僵化的结构和陈旧话语。

项飙有一句话是点题的。他说：“世界和自我不能完全区隔开来……认为世界有一套完全超越于个体的结构、规则，这是一种僵化的观念。”

在项飙看来，自我、社会、世界都不是固定的，人并不是稳定的主体，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方法性的问题”：“你怎么样去靠近世界，去探索这个本身不断变化的世界，同时在不断变动中认识不断变动的自我。”

概而言之，在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过程中，变化和流动是关键之一，你要认真对待自我、附近社区、你所关注的远方的变化和流动。项飙迂回地回答了对此书的一类典型批评。后者认为：把自己作为方法容易加深当代社会已经愈发明显的自恋倾向，让个体更加自我、更加安于自己附近那一亩三分地，从而消解了人们对远方世界的公共责任感。项飙回应的重点，就是破除这种自恋与隔绝倾向，呼吁开放性。

正是因为珍惜这种开放性，早在首版时项飙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跨国性的自洽的小世界”。之所以要强调跨国，就是因为异质性、开放性很重要。一个群体越具有异质性和包容多种文化、国籍人士的能力，它对官僚习气、故步自封的抵御能力就会越强。

项飙提到这个概念，更多是站在学者的语境，但这对非学院派同样具有启发作用。其实我们要建造的那个“附近”，到底如何避免沦为恶臭封闭的小圈子，解答问题的钥匙正在于此。反思、批评、异质性、平等意识、丰富的交流、对权力上位者保持警惕，在构建有益小共同体时，这些要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样是在2023年的对话里，项飙细化了“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论述。他强调：一、认识你的身体。身体跟大脑并非二元对立。这里他是把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对身体的论述通俗化了，他呼吁读者与自己的身体展开感知意义上的对话，当你身处在具体情境时——友谊、恋爱、返乡、异国漂流，你都可以记录自己身体感受的变化，而不必着急于用观念、用学术界已有的概念下定义；二、调动自我的智慧。当事情发生变化时，思考它是否会很快过去，琢磨自己要怎么样才能不被风暴吹倒；三、考虑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位置是关键。譬如当你意识到自己身处的系统正在变坏，你应该处在怎样的位置。当你渴望帮助一个群体，受众又缺乏资源，你该抵达怎样的位置，使你既有助于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又不至于让自己丧失底线。

另一层面，谈到为什么要把“附近”作为关键词，项飙说：“‘附近’能够帮助我们对自己究竟要说什么现象有一个基本的体感。很多大的问题都会在小的地方，在‘附近’有具体的呈现。老百姓的语言就是很细微的，它可以很生动，也很容易懂，它讲的是非常具体的现象和感知。”

观察附近，建造附近，不等于犬儒度日，它恰恰旨在重建公共交流的基础。项飙对附近再次重申，缘起于吴琦谈到他这几年的灰心之处。最近五年，吴琦有点怀疑“可沟通性”这个概念，他担心越来越多人需要的不是沟通，而是停止沟通、放弃沟通。在互联网广场上，话语的极端化已是常态，辩论空间步步缩窄，站队、攻击、举报、社会性死亡司空见惯。作为回应，项飙重提附近与耐心的重要性。回到附近，其实是在帮助我们建立对于问题的具体感知，而不只是停留在喊口号的层面。比如说：家庭里的权力关系、菜市场里的物价变化、商场内外卖骑手的通道，这些事情仔细思考都会是大问题的缩影。

在此书首次出版时，项飙提到“乡绅”一词，引发了很大争议。不少读者会联想到明清时期的缙绅、士绅，或者土豪劣绅语境里的乡绅，以为项飙是要给旧地主招魂。

项飙说的乡绅，更多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是方法实操和经验主义的维度。他说乡绅“会把自己那个村的情况摸得很熟，能够形成一个叙述”，能够使用当地的语言、生活化的语言，能够说清楚当地系统里的人和事，这些都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方法，是项飙自己作为人类学家长期调查、研究中所认可的方法论。

二、如何面对discouraged？找到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

《方法》里有专门一章，标题就叫《年轻人之丧》。

在这章对谈里，吴琦提出两个层面的大问题：其一是教育层面：近二十年来的素质教育改革，在实施中变形了，兴趣班成为新的负担，青少年的学习压力也没有减轻。其二是互联网上，相比前三十年，这一代青年物质条件变好了，自由度变高了，却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沮丧。

项飙点出了几个原因。首先，还是跟经济有关。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经济红利眼看到头，现在是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和调整期；其次，缺少快乐教育的土壤，许多学生从小到大被任务感、竞争感所笼罩，精神上更有压力；其三，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造成“多余的人”，这种现象日益突出。项飙直言：“今后这批人会越来越多，他们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是全球性的挑战。”

在今天，discouraged为何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在项飙对沮丧文化的讨论里，我们能够找到历史脉络的原因。

改革开放早期，贫富差距同样刺眼，社会矛盾并不少见，但那时候还能保持总体上升的态势，经济高速增长的盛景让大家觉得“还是在往上走”，因此沮丧文化还不是主流。

除此之外，国际化的流动增加，也疏解了社会压力。项飙将这个表述为“纵向分化跟横向的流动联系在一起”。用大白话说，如果一个人觉得国内太卷太累，他也可以尝试在国外寻找机会。

但随着经济走向调整期，AI加速就业结构的变化，社会资源这块总体蛋糕做大的程度有限，但争夺蛋糕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普通人分到蛋糕的比例下降了。

在降本增效、内部互害和打压文化流行的环境里，自然会有越来越多人感到discouraged。

另一方面，中国人感到累，感到discouraged，这也根植于全民参与、害怕落后的主流社会氛围。在《阶层流动的悖论》一节里，项飙说：“（中国人）害怕被甩在后面……老觉得要跑得快，跑不快就落后了……正是因为他们还觉得自己在这个游戏里面，能够玩下去，所以积极地参与在里面。”经济上行期，人人都不认命，到了经济调整期，人人追求的不再是改变命运，而是一份安全感、上岸感。名校精英近年来集体考编制，本质上是从“奋进型投资”转向“稳健型投资”。互联网上有一个笑话：十年前员工从大厂辞职，原因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现在辞职，原因是“再不辞职我命都没了”。

面对这种局面，项飙提出的关键词是“分配”。从国家机器到地方政府，大大小小的系统如何分配，如何梳理系统内人与人的关系、让物质资源更多地转移到匮乏者手上，整个社会机制去重新发起思考，去想象新的“意义”和实现形式，将变得至关重要。

具体到个人，假定历史的局限暂时无法突破，大环境的问题无法短时间内解决，一个人又该如何自处，以免坠入厌世或虚无？项飙在《边缘与中心》一节中说：“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同时，要重新思考边缘和中心，跳出这种二元对立。

比方说，相比起中国的行政中心北京、经济中心上海，温州是边缘吗？潮汕呢？如果囿于中国地图，局限在宏观数字，一种粗浅的结论就是后者是边缘的。但如果从全球流动的谱系，如果我们考虑到温州人、潮汕人在欧洲、东南亚建立了多么紧密的跨国社群，他们又是多么富有生命力的群体，他们的主体意识其实相当强烈。

迷恋中心的人，反而容易被中心所吞噬，变成支撑起中心的那数千万颗螺丝钉之一，却可能因此流失自我的风格和活力。

三、项飙惊讶于《方法》成为一本“治愈之书”

在增订版中，项飙还谈到，他惊讶于很多读者用“治愈”、“心安”来概括此书对他们的影响。因为他“在书里几乎完全不讲情感，主要是讲分析”。

鸡汤文讲的是如何经营、管理自己的情感，而项飙原先的出发点是谈论中国社会的变化、如何理解这些变化。这促使他审思情感与思考的关系。在《对<方法>的再反思》一章里，他阐述“（情感）是一种有机的、生命历程的思考中的必然要素”，“真正的思考必然带有某一种情感，要触及灵魂”。因此，或许是项飙思考的问题恰好是当代中国青年关心的问题，他提出的困境、方法令读者感到共鸣，有助于走出一种虚无与自怨自艾的情绪泥淖，部分读者因此得到鼓舞。

《方法》出版后，吴琦观察最近六年的中文舆论场，发现随着不少人对于自我和社会的判断不断消极化、怨恨化，更多人走向的是放弃沟通、停止沟通，“要说也是顾左右而言他，说一些非常不痛不痒的话”。于是，一边是公共交流、辩论的稀薄化，另一边是举报、党同伐异、诉诸于仇恨的攻击更加普遍。对于这层困惑，项飙重提“附近”的重要性——在附近参与可以对话的空间，尝试建立一个在基础底线之上求同存异的共同体。同时留心附近老百姓的语言，在对他们细微语言的观察中，思考语言的生活感、丰富性。

如何去重建沟通、重新激发圈层各异之人的交流动力？非虚构写作是项飙眼中的重要手段。在这个门类里，学生、电焊工、大学教授、异国漂泊者、家政妇女都可以“我手写我心”。他们不必再等精英去为他们代言，他们自己就可以拿起笔来，描述他们经历的生活。

当更多人尝试用写作回溯生命历程时，“附近”的纹路、对话精神的重建，将不再是空中楼阁。

四、对《把自己作为方法》增订版的商榷

尽管项飙对“重建对话精神”的回应是富有启发的，但囿于篇幅和对话体的局限，他更像是在抛出观点、策略，给一个行动的参考方向，并没有深入辨析由此延伸的具体问题。

比如：当下有一种常见的敌我对立、拒绝对话，并非由于双方没有找到附近，恰恰相反，他们在线上和线下都搭建起了高度同质化的附近，他们加固同温层，用意识形态、身份、关键词、对方对具体事件的看法，作为辨析敌我的方式。在愈发常见的“互联网战争模式”里，附近被切割成一个个身份政治色彩浓厚的茧房。它服务于两种目的：

其一、消极自由的人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筛选盟友，回避冲突，搭建具有当代色彩的互联网隐居、同温层自娱自乐。

其二、为了在身份对立的战争中保持强势，双方都积极吸纳潜在盟友，加固同温层，互联网部落之间的差异、提防心理走向极化。

因此，项飙没能回答的问题是：如果许多人拒绝对话、走向疏离或仇恨，恰恰是基于他们的过往经验、实践策略、同温层社群的反馈，又该如何让他们通过“把自己作为方法”来重建对话？

另一个当下的问题是：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升级，AI的聊天能力、情感抚慰作用已经超过了许多普通人，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笔者有一位做股票交易员的朋友直言，这三年来，因为深度使用Gemini、ChatGPT等AI，他和其他人的交流动力被大大削弱了。AI在交流时不会展示厌烦，在给予情绪价值时，AI也精通于巧言令色。他和AI很快成为好友，甚至是交流最密切的好友，他惊讶又隐隐感到不对劲地意识到：自己在和其他人类个体交流时，变得更加“厌蠢”，更加懒于和新人建立深度交流。他询问我：“如果AI客观上已经成为我眼中最重要的深度交流伙伴，我还有必要多去和陌生人沟通吗？”

当AI植入大众已成现实，个体如何去面对AI对于人类交流、互动欲望的明显削弱？AI是否会加速当代人的原子化倾向？学者又能够从这些现象中观察到什么？这些是《方法》增订版浅尝辄止的，也是作为一名读者，我希望看到项飙和吴琦在往后对话中能够深入触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