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中，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仅由资本积累、市场扩张或技术进步来解释。市场、法律与组织构成经济行动的制度背景，但制度本身以特定形式出现，又与某些伦理观念及社会结构结合，最终形成具有持续性的经济秩序。早期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将经济发展置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之中，拒绝把经济问题理解为脱离权力关系的独立领域。此后，韦伯通过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与比较宗教研究，将问题推进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成条件，考察经济制度、行动伦理与社会组织如何共同塑造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道路。

《经济通史》首先确立资本主义持续经营的制度条件。资本主义企业必须核算资本、比较成本与收益、估计风险，并依据计算结果持续调整经营活动。这要求形式上自由的劳动、理性的资本核算、可计算的法律以及相对自由的商品市场。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按照成本与需求加以配置；财产与契约受到稳定规则的保障，经营者形成可预期的交易关系；商品价格持续形成，资本在不同生产环节之间流动；理性簿记则将经营活动转化为可以记录、比较和调整的计算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在于这些条件的结合使经济经营持续服从于理性计算。然而，功能上的必要性并不能解释历史上的实际形成。如果只从市场规模、财富积累或技术水平解释资本主义，仍然无法说明经济活动赖以展开的制度结构从何而来。韦伯将分析引向经济组织的历史形态。

《城市》与《儒教与道教》的比较揭示经济组织如何嵌入不同的政治结构，以及这种嵌入如何影响制度的发展方向。韦伯所关注的西方中世纪城市的特殊性是市民通过共同盟誓形成具有集体身份的团体，并以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参与城市事务。市民由此获得超出个体经济地位的法律与政治能力，城市也成为能够组织集体行动、确立自身权利并发展自治制度的共同体。经济活动在这里获得独立的组织载体，市民共同体能够将成员之间的合作转化为具有法律地位的集体行动，并为契约关系与自治法律的发展提供组织基础。中国传统城市主要嵌入家产制行政与官僚体系。宗族、行会等组织能够协调经济活动、维护成员利益，却未普遍取得与西方自治城市相同的法律地位与政治权力。经济组织的存在并不自动带来独立的制度能力，其活动范围与权利边界仍受到既有政治结构的制约。两者的差异因此涉及经济组织能否转化为独立的法律主体，以及组织内部的合作能否进一步形成参与规则制定与维护的集体能力。

这种差异的历史意义在于组织结构会持续影响行动者的预期、合作方式与利益表达，既有权力关系与资源配置又会反过来巩固特定的组织形式。能定义规则的终极权力常常在形式合理的外衣下被忽略，制度的形成与运行不能脱离其所嵌入的社会关系来理解。西方城市共同体为契约保护与自治法律的发展提供了特定的组织条件，但这种组织基础仍须通过法律形式的合理化，才能进一步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稳定预期与可计算性。《经济与社会》的法律社会学进一步展示形式合理的作用。形式合理的法律以规则的系统性、稳定性与可计算性为特征，法律判断尽可能依据一般规则展开，减少对具体人身关系及个别情境的依赖。它与官僚制和法理型支配相互关联，使经济行动者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判断契约、财产与交易的法律后果。这种可计算性的直接经济意义是经营决策不仅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也需要估计行动可能面对的制度后果。但法律形式的合理化不能独立支撑资本主义。

规则必须与财产关系、自由劳动和市场交换相互配合，才能转化为持续经营的制度保障。可计算性的前提是规则对双方都稳定，这里有个容易忽略的不对称：规则可预期不等于规则对谁都一样可预期。制度能够限定行动的边界，却不能单独决定行动者如何使用这些可能性。掰扯了经济秩序之后，还必须解释一下观念及其所塑造的行动取向。《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提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观念决定利益的动力沿着何种轨道推动行动。这一判断为理解经济行为的历史差异提供关键线索。经济利益不会自动转化为某种确定的行动方式，行动者在既有的意义体系中理解自身处境，并判断追求的意义、承担的代价以及价值的正当性。宗教伦理将对苦难、不平等与死亡的解释转化为有关现世生活的实践要求，影响人们处理职业、财富与社会义务的方式。

韦伯以神义论分析宗教如何解释世界中的苦难与不平等，以救赎路径考察这些解释如何规定信徒的生活方向。先知通过启示与个人魅力提出新的伦理要求，祭司将其整理为教义、仪式与日常规范，教团使信仰成为持续的共同生活。随着魅力的常规化，原初的启示逐渐被纳入稳定的宗教组织，伦理要求也进入日常实践。入世禁欲与出世神秘主义的区别体现宗教伦理对现世生活可能采取的不同方向。入世禁欲要求信徒在世俗职业中履行责任，将持续劳动与自我约束纳入救赎实践；出世神秘主义倾向退离世俗事务，以超越现世的方式追求与神合一。宗教伦理并不直接生产某种经济制度，由于行动者各自对财富、职业和社会义务的理解存在实质性差异，经济行动推动不同的伦理秩序，既有现世利益与终极价值之间关系又反映在现实的经济行动上。

《印度的宗教》考察宗教信仰如何赋予社会等级以意义，业报轮回将个人现世的处境纳入前世行为与来世命运的因果链条，种姓制度将身份、职业与宗教义务紧密结合，社会位置由此获得宗教上的解释，经济选择也受到身份规范与救赎观念的约束。中国的宗教呈现的是士人阶层以修身、礼仪和亲属责任为伦理重心，家产制结构限制城市共同体的独立发展，伦理取向又使行动者将相当多的责任与价值置于亲属关系与既有秩序之中。《古代犹太教》着眼于先知伦理的历史作用。先知以神的命令审视共同体，盟约与律法为现实生活确立了超越具体利益的伦理要求，宗教为共同体提供行为规范，也划定了评判现实秩序的尺度。由此，宗教传统对经济行动的影响不能从宗教信仰的一般存在推导出来，必须具体考察其神义论、救赎观念及伦理要求如何组织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宗教伦理的作用始终受到社会位置、组织结构与现实利益的制约。《阶级、身份团体与政党》继续推进：阶级处境涉及财产、市场机会与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身份团体围绕社会荣誉、生活方式与群体归属形成界限；政党则通过组织化行动争取权力，影响共同体的行动方向。三者相互关联，又不能还原为单一的经济尺度。财富不必然对应社会声望，社会声望也不必然转化为经济优势，政治组织能够改变资源分配，也能够维护特定群体的既有地位。社会群体并非被动接受制度与伦理影响的对象，经济地位相近的人可能因身份归属和政治能力的差异而采取不同的行动，相同的伦理要求进入不同群体也可能形成不同的实践方式，制度与观念之间的联系需要具体的社会载体，经济秩序也显现出持续的群体分化。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将上述关系集中职业伦理、共同体纪律与市场信用之间。入世禁欲赋予职业劳动以宗教意义，使日常经营与持续的自我约束获得伦理上的正当性。某些新教教派又通过品行考察决定成员资格，使共同体身份成为外部可以识别的信任凭证。成员资格由此具有超出宗教生活本身的社会效力：它能够影响他人对个人可靠性的判断，并参与市场交易中的信用形成。这说明法律规则提供的一般性保障无法替代交易者对具体行动者的判断，共同体声誉与成员资格能够补充正式制度所不能完全提供的信息。社会荣誉可能转化为经济机会，群体边界也可能影响交易关系的建立与资源的分配。市场始终处在制度规则与社会关系的交汇处，其运行方式既受正式法律的约束，也受身份结构与共同体组织的塑造。

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解释形成一条相互衔接的论证链条：理性核算、自由劳动、可计算的法律与相对自由的市场构成持续性资本主义经营的制度条件；城市共同体与法律形式的历史发展说明部分制度条件如何获得组织基础；宗教伦理揭示行动者如何理解财富、职业与现世义务；阶级、身份团体与政党则说明制度与观念如何经由具体群体进入社会实践。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压缩为经济条件的积累，也不能归结为宗教观念的单向作用。经济秩序既有制度上的可能性，也有伦理上的历史来源，并始终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韦伯的局限受他那个时代的欧洲视角影响，现代性可以经由不同的伦理与制度路径出现，不必用现成的剧本判定哪个国家只能扮演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