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我写了关于我岳母就医、住院、居家注射抗生素的情况。http://t.cn/AXlltbjq

终于，到了8月12日，岳母完成了全部的抗生素注射治疗，有问题的牙齿也拔掉了。一切看起来都在逐渐恢复正常。

在美国看病，住院期间有住院医生负责治疗，但出院后的情况也不能忽视。住院记录和检查报告会转给家庭医生，医院通常也会要求患者及时跟进，以确认后续没有问题。这一次，岳母也不例外。

不过，老人有老人的想法。

岳母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不舒服了，精神也不错，因此并不想马上去看家庭医生。按照她的老观念，打了这么长时间的抗生素，身体肯定有些“虚”，应该先补一补。见家庭医生必然会要求抽血检查，这她更是不愿意。她觉得，本来身体就虚，再抽血，岂不是更虚？

我们看她精神很好，也没有其他明显症状，就没有勉强她，让她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去。

大约又过了两周，到了八月底，她终于愿意去见家庭医生了。

医生询问了之前的治疗情况，又检查了手术部位。她发现，伤口后面仍然有一个硬块，一时无法确定究竟是术后形成的瘢痕组织、已经失去正常功能的淋巴结，还是其他原因。

家庭医生的诊所没有大型影像设备，但可以拍普通X光片，于是便安排岳母做了一次检查。

X光片很快就出来了。对于伤口后面的硬块，医生倾向于认为是手术后的瘢痕组织，估计会随着时间慢慢消退，暂时不需要进一步处理。

然而，真正让这次就医出现转折的，是X光片上的另一个发现。

医生注意到，岳母头部后方似乎有一处阴影。仅凭这张X光片，她无法判断那究竟是什么。考虑到诊所设备有限，她建议岳母进一步做磁共振检查，也就是MRI。

MRI需要到医院进行预约。由于岳母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这次检查并没有被安排为加急。我们自己联系医院，最后约到了大约一周以后。

大约9月5日，岳母在我太太的陪同下去做了MRI。几天后，家庭医生打电话告诉我太太：检查发现，岳母左侧后脑部有一个肿块，目前还无法确定具体性质，需要进一步请专科医生评估。

她给了我们两个选择：一个是由她推荐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另一个是我们自己寻找专科医生。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选择第二种方式。

我在UCSF工作，知道那里有一流的神经外科团队。当然，医院越好，患者也越多，专科门诊的预约时间往往不会很短。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太太，也和岳父岳母商量。

我的判断是，岳母的肿瘤是在一次常规就医过程中偶然发现的。此前她没有出现明显的神经系统症状，因此，我认为这种情况略微等一下问题不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它，而是应该先弄清楚肿瘤的性质、位置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

脑部手术毕竟不是小事。既然需要专科医生评估，我希望尽可能找到自己信任、经验丰富的团队，即使因此需要多等一段时间。

家人听取了我的意见，于是我联系了UCSF的神经外科。

结果和我预料的一样，最早的门诊预约也要等到10月12日。至于是否需要手术、什么时候手术，都要等医生评估后才能决定。

权衡了岳母当时的身体状况和预约时间后，我认为这段等待是可以接受的，于是预约了10月12日的门诊。

预约完成大约三天后，神经外科的一位护士给我太太打来了电话。

他详细询问了岳母的情况，并要求我们把之前的MRI报告转到UCSF。我太太当天就联系了家庭医生，请她将相关报告转过去。

几天后，护士再次来电。他告诉我们，医生已经看过原来的MRI，但认为现有影像还不够充分。之前的检查没有使用显影剂，因此需要在UCSF重新做一次MRI。只要赶在10月12日门诊之前完成就可以。

对我们来说，自然是越早越好。如果第二次检查仍然不能满足医生的要求，我们至少还有时间安排进一步检查。于是，我们约到了9月22日做第二次MRI。

检查结束两天后，护士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次，他告诉我们，医生已经看过新的MRI，影像显示得很清楚。

随后，他开始询问一系列与手术准备有关的问题：岳母以前做过什么手术？有没有对麻醉药物过敏？是否对某些药物有过敏史？

我们不免有些好奇，便问他医生究竟是怎么判断的。

护士解释说，他没有权限透露医生的具体判断，需要由医生亲自向我们说明。至于是否手术、什么时候手术，也必须由医生决定。他目前所做的，只是按照常规流程提前收集相关资料，为后续可能需要的治疗做好准备。

于是，我们也只能继续等候。在这期间，我们也做了最坏打算，包括手术后谁来照顾二老。是请护工，还是直接送康复院等等。

终于到了10月12日，我陪岳母见到了神经外科医生。

医生在电脑上调出MRI影像，向我们详细解释了检查结果。

岳母的肿瘤位于左侧后脑部，大小大约相当于一个鸡蛋。除此之外，影像上没有发现脑部其他位置存在类似肿瘤。

医生判断，这很可能是一种脑膜瘤（meningioma）。

他告诉我们，脑膜瘤大多数是良性的，而且在女性中更常见。结合岳母的年龄、目前没有明显症状，以及影像检查的情况，他认为没有必要急着进行手术。

他的解释很简单：像岳母这个年龄，脑膜瘤可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只是过去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检查。如果肿瘤没有明显增大，也没有压迫周围脑组织或神经结构，就未必会影响日常生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脑膜瘤一定不会带来问题。医生也明确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坚持要求手术，他可以进一步安排。不过，毕竟是脑部手术，仍然存在相应的风险。综合岳母目前的情况，他认为手术风险处于中低水平，对他来说只是常规手术。但是毕竟是脑部手术，风险还是存在。

岳母听完后，当即表示，只要能够不做手术，她就不想做。

医生对此表示理解。他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这个肿瘤长在他自己身上，他也会倾向于先观察，而不是马上手术。

这句话让我们轻松了不少。

不过，不手术不等于不管。医生接下来给出了明确的随访计划。

首先，半年后必须再做一次MRI。此后每半年复查一次，连续观察两年。如果这两年里肿瘤一直没有明显变化，之后可以改为每年复查一次。

医生还特别交代了需要警惕的症状。

如果岳母出现右侧手脚活动不灵活、严重头痛或癫痫发作等情况，就不能再等待常规复查，而应立即去急诊，由医生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是否需要紧急处理，甚至手术。

最后，医生把办公室的紧急联系电话给了我们，并告诉我们，这个号码24小时都有人接听。一般情况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通过邮件联系他。

至此，这次门诊终于结束了。

我们一家人也总算放下心来。

我写下这段经历，只是想记录岳母这一次真实的就医过程，并不打算据此证明美国医疗体系有多好或者多坏，也不想用一个个案去评价其他国家的医疗制度。

我也想特别说明一点：虽然我在UCSF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够干预患者的预约安排。尤其是跨部门的专科就诊，预约时间和流程都有各自的安排，我没有权力要求医院为家人插队，也不能因为自己在医院工作，就直接改变这些程序。

这一次，我们和其他患者一样，按照正常流程预约、检查、等待，最后见到了专科医生。

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一定要做手术，也不是一定要避免手术，而是在充分了解情况后，找到适合岳母的处理方式。

有时候，发现问题之后最需要做的，并不是马上采取最激烈的措施，而是弄清楚问题究竟是什么，再根据实际风险作出决定。

这大概也是这次经历给我们最大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