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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成子弑（shì）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齐国的大夫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当时在鲁国，已经告老。他听说这件事后，沐浴斋戒，郑重地上朝去见鲁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请出兵讨伐他。”哀公说：“你去告诉三子。”孔子退出来，说：“因为我曾跟在大夫之后，不敢不来报告。国君却说‘去告诉三子’！”他只好去告诉三子，三子不同意出兵。孔子又说：“因为我曾跟在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
这一章，是孔子晚年最悲壮的一次“知其不可而为之”。
陈恒弑君，在当时是极其恶劣的“臣弑其君”事件，属于人伦大变、天理所不容。孔子此时虽然已经致仕退休，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依然像参与国家大典一样，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穿上朝服去朝见鲁哀公。这种“沐浴而朝”的仪式感，绝不是迂腐，而是孔子在用行动捍卫“礼”的尊严。他认为，面对大是大非，必须用最严肃的态度去对待，哪怕对方是邻国的权臣，也必须出兵讨伐，以匡正义。
他清楚地知道，鲁国打不过齐国，三子也不会为了一个“弑君”的道义去冒险。他说了，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但他还是说了。而且，他不是随口说说，是“沐浴而朝”——以最庄重的姿态去说。为什么？因为他曾经是大夫，他仍以“从大夫之后”自居。这个身份给了他一个责任：看到大逆不道的事，必须报告。至于报告之后有没有人听、听了之后有没有用，不是他能决定的。他能决定的，是自己“告不告”。
孔子请求鲁哀公出兵，但鲁哀公大权旁落，不敢做主，让他去报告实际掌权的“三桓”。孔子依言前往，结果遭到了三桓的拒绝。面对国君的推诿和权臣的冷漠，孔子没有愤怒地破口大骂，也没有无奈地拂袖而去，而是两次重复了同一句话：“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看似无奈的自我宽慰，实则蕴含着极深的精神力量。他是在恪守礼制，尽职尽责——弑君之贼，法所必讨，作为曾经的大夫，依礼制有义务向君主报告。他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到问心无愧。他也是在“明大义于三家”——哪怕对讨伐齐国没有实质帮助，也要在道义上震慑那些强臣。他更是“不计成败，只求心安”——他难道不知道鲁哀公无能为力吗？难道不知道三桓根本不想出兵吗？他全都知道。但他依然要去告。
这一章的核心，是“责任”与“结果”的分野。孔子把“告”和“讨”分得很清楚。“告”是他的责任，“讨”是国君和三子的决定。他尽了“告”的责任，至于“讨不讨”，那是别人的事。他不因为别人不讨，就后悔自己告了。他也不因为知道别人不会讨，就干脆不告了。该说的话，他还是说。这就是“义”。
真正的修养，不是只在能改变结果的时候才行动，而是在无法改变结果的时候，依然知道什么该做，并且去做。那种“不敢不告”的认真，那种“知道没用还是要说”的坚持，是孔子留给后世最沉甸甸的东西。它不是成功的保证，它是一个人站得住的证明。真正的担当，不是等万事俱备才去行动，而是明知现实冰冷，依然要用自己的体温去捍卫道义。“不敢不告”，是尽人事，更是守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