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接上。

先说灵魂的成熟度。什么是灵魂成熟度？虚头八脑的？

它指的是，自我价值的自主性。我的价值由谁决定？如果外部承认被撤走以后，我是否仍然成立呢？它也指的是，精神整合的能力。我能否承认悲、怨、惧、病、老，而不被其中任何一种情绪彻底吞没？它还有一种感受能力，我自己受苦以后，是否仍能关心他人，而不是变得冷酷、怨毒、只顾自怜？它还是一种创造。你能否把降临到自己身上的遭遇，转化为新的生活、新的语言和新的作品？

这些合在一起，就是灵魂成熟度。

回过来看苏轼。黄州、惠州、儋州，就不是三次性质相同的下跌K线了，而是三种外在支撑逐步撤走之后，他的内在秩序逐步生成的过程。我从物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他的三次人生的相变。冰变成水，水变成气。

世人感兴趣的是苏轼的遭遇史，总是好奇，世界又拿走了他什么了呀？我想问的是，世界拿走这些以后，他又长出来了什么？如何长出来的？我觉得，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也应该多问问后面这个问题，而不是纠结在前面的那个问题。

黄州，苏轼第一次思考了这个问题，苏轼第一次思考，我的人生价值，到底如何计价？

那里当然是苏轼人生的重创。他自己并没有假装轻松。这可不是什么精神大丰收。还是远离这些爽文描述吧。这里首先有的是冤屈、恐惧、隔绝和生命意义濒临熄灭。

他想先吼出来的是，我去tmd，这是咋回事。我好好的惹谁了。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但黄州真正重要的变化是，旧的价值系统失效以后，他没有只等待旧系统重新接纳自己，而开始建立新的价值根据地。《前赤壁赋》中，他不再只从政治生命讨论，我还有什么，而从天地、清风、明月和人的精神感受能力出发，重新发现那些不能被朝廷没收的东西。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官位可以被剥夺，前途可以被截断，但感受世界、思考世界、与朋友共游、把经验写成文章的能力，并不完全掌握在贬谪他的人手里。这些都是别人夺不走的。

黄州的意义不是他在低位忍住了，熬住了，而是他开始把人生从单一的外部定价中撤出来了。第一次相变。

《定风波》里“一蓑烟雨任平生”，《记承天寺夜游》里“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东坡》里“自爱铿然曳杖声”，都在做这件事。被贬者的生活不再只是失去官职以后剩下的生活，而开始具有自身的节奏、声音和光彩。

但这份自由在黄州其实还不稳固。他还需要反复自我说服，反复喋喋不休。他甚至还会被“有恨无人省”重新拖回去。但新的坐标纵轴已经出现了。没有黄州这次价值重建，后来的惠州、儋州是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精神高度的。

元祐复出以后，苏轼的政治地位确实上升，世俗K线自然可以画出一轮强劲上涨，甚至创出所谓新高。但在灵魂曲线上，却不能据此认定，此时他一定比黄州更自由和更成熟。因为被重新起用，只能恢复一个人的外部位置，却不能自动提高他的精神境界。

如果复出才是人生高点，而黄州只是人生低点，那么《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定风波》就会被理解成低谷中的安慰品，是苏轼等待重返中心时打发时间的东西了。而事实恰恰相反，黄州不是他人生的空白等待区，而是后来那个苏轼得以形成的铸造期。无权无位时获得的内在自由，是任何任命都无法授予的。在政治中心获得的荣耀，也不能替代这种自由。

两条曲线经常不同步，甚至方向相反。官位恢复，不必然意味着精神上升。官位丧失，也不必然意味着精神下降。有时恰恰是在外部支撑最薄弱的时候，一个人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有哪些内在支撑。元祐复出可以是他仕途的高点，却不能未经论证就被命名为他人生的高点。

到了惠州，外在处境无疑比黄州更差。年龄更大，贬所更远，重返中心的希望也更渺茫。

但精神上，苏轼却完成了一次很重要的推进。黄州还需要反复证明，我没有被打倒。惠州则越来越能够直接生活。他连自我拯救都不做了，直接进入了自我安顿。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黄州的旷达往往还需要江月、历史和变与不变的各种哲学论证，惠州的生命趣味却可以直接落实到荔枝、藤床、春睡和五更钟里。这意味着，他不再只靠一种高明的思想来维持自己，而开始在日常世界中重新获得安居能力。

“春睡美”尤其值得重视。它的精神高度不在于豪迈宣言，而在于一种不再时时观看自己、证明自己的松弛。一个仍在深度防御中的人，总要留意我表现得是否坚强，而能够安睡的人，至少在此刻已不必继续表演坚强了。他不再把惠州只当作等待召回的临时停靠点，而开始允许自己在此地拥有未来。

生命不再无限期推迟到平反、召回、复出之后。现在就开始生活，此地就可以成为生活。

他在惠州个人越来越淡泊，感受却没有变得冷淡。精神成熟不是，我自己想开了，那是高级的自我封闭。苏轼在惠州既能享受荔枝，也能写：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他没有写为什么朝廷负我这种个人命运的私怨。而是写为什么百姓要为权贵口腹之欲受难，他还有义愤。晚年苏轼逐渐减少的是前者，一直没有放弃后者。这就是成熟度。他没有因为自己受过苦，就把全部注意力收缩到自己的伤口上。也没有因为追求个人超脱，就失去对他人痛苦的敏感。个人得失上的淡泊与公共是非上的热烈，在他这里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他不再那么需要庙堂来证明自己，他反而更能独立地批评庙堂。

待续。第三篇。去休息下，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