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某些法官以及学者，是真把废死当成使命的。

比如，孙伟铭案的二审法官王静宏（注：他同时也是岳父灭门案的二审法官），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种以命抵命的文化，跟现有法律的发展不相适应，我们国家也在限制少用死刑、慎用死刑”，“我不同意执行死刑能够更好的震慑犯罪的观点，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杀人者死”，几千年来皆是如此，但这种严厉刑法并没有杜绝层出不穷的杀人案件。”

又比如，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在对赛家鑫案表态时称，“10年之后再看这个案子，也许很多人就会有新的想法”，“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

田有成还表示，为什么最高法近年来一直提出少杀慎杀，就是要给予人性和人权。“我们不能再冷漠了，不能像曾经那样，草率判处死刑，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要改改了。”

还比如，我们的老朋友劳东燕教授，也在采访时表示，“只是把人判死刑，实际上是一种懒惰的做法”，“大部分被告人，你再怎么适用死刑，也不可能把他们赶尽杀绝”。

劳东燕还骄傲的宣告，“我们实际上在2000年以后，还是做了挺大的努力的。死刑在2000年以后，无论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层面还是有比较大的往限制跟收缩死刑的这种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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