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帖子流传有点广了……毕竟太浪漫了，滕子京是卫国戍边的功臣，却被奸佞小人王拱辰诬陷栽赃，范仲淹怕滕子京想不开，所以写了《岳阳楼记》为他扬名。只是你干嘛要扫射一下司马光呢？
司马光这时候才二十来岁，压根没参与这件事，只是在自己私人笔记里提了一嘴，说滕子京贪污了修岳阳楼的钱，并表示“这是王拱辰说的”。人家只是个记录者……
说句题外话，王拱辰弹劾滕子京，并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奸佞小人为难正人君子。而是牵涉到北宋中期一系列极为激烈的政治斗争。
此案发生于庆历三年，由于西夏入寇，北宋的财政入不敷出，陷入困难。范仲淹等人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开启庆历新政，可以理解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而王拱辰呢？一开始是支持范仲淹变法的，后来又逐渐转向反对变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范仲淹麾下马仔滕子京，露出了一个破绽，对公使钱使用的程序有问题。最开始弹劾滕子京的是监察御史梁坚。说实话，北宋那会儿谁没被弹劾过啊，一般情况下能有多大事。结果滕子京确实不太干净，就把账本烧了。
台谏的首领王拱辰这时候就跳出来了，本来监察御史弹劾一下你走个程序。结果案子还没审，你先把账本烧了，这是藐视朝廷法度。
从程序上来讲，王拱辰有没有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好吧。监察御史发现你账目不清，要求解释，结果你把账本烧了。你这不扯吗？随后范仲淹加入战场，替滕子京辩护，说我知道滕子京不是那种人，这十六万，绝大部分都用来守城了。问题是，证据呢？你丫自己烧了。
最关键是，范仲淹用自己相位去给滕子京担保，反而起了副作用。因为宋仁宗最怕的不就是你们结党么？
我们后世之人当然觉得范仲淹不是那种人，但宋仁宗又没上帝视角……他自然就要疑惑，滕子京干出火龙烧仓这种事情，你范仲淹却这么力保他，你们之间是不是有啥秘密？于是滕子京悲剧了。外加庆历新政的根基也被动摇。
说白了，王拱辰作为反对庆历新政的人，算是范仲淹的政敌，抓住一个真实存在的程序污点，无限放大、穷追猛打，利用案件打击范仲淹和新政集团。案子本身有事实抓手，但打击的政治目标远大于单纯追究一个地方官的财务问题。
那范仲淹自己的问题呢？就是滕子京确实被人抓到把柄，而他介入得太深了。反观欧阳修就聪明了许多，从“边境不安，需要稳定人心”的角度劝宋仁宗网开一面。
王拱辰有台谏本身“按章纠劾”的立场，同时又敏锐抓住这个案子的政治价值，把它变成党争武器；滕子京是范仲淹的人，打滕，就是打范仲淹，就是动摇新政。
后面宋仁宗的心态也正是这样：一开始本来打算从轻处理滕子京，架不住王拱辰持续强硬施压，慢慢开始猜忌范仲淹“私结朋党”，对新政的信任开始下滑。
真正把范仲淹和他的庆历新政彻底打垮的，则是后面的“进奏院案”。
庆历四年，也就是滕子京案的第二年，新政期间：
苏舜钦被范仲淹举荐，作为宰相杜衍的女婿，革新派骨干，主管进奏院。卖了积压旧公文废纸，拿钱开银趴，请一众名士赴宴、召官妓，席间王益柔写《傲歌》，狂放句子有轻慢周公孔子的话。
有个叫李定的人想参加银趴，被苏舜钦拒绝，于是就去举报。
王拱辰抓住机会发动弹劾，按“监守自盗”定罪。结果苏舜钦直接除名，永不录用。一同赴宴十几位名士全部被贬外放。随后杜衍也因此罢相。王拱辰得意说，吾一举网尽矣。
本来宋仁宗就因为前一年滕子京的事儿对庆历新政有了疑虑:你们嘴上说什么为了天下苍生，结果干的是抱团结党的事。谁知道你们到底想干嘛？
说白了，范仲淹保滕子京，不是出于交情，而是为了保自己，保新政。
同样的，王拱辰针对滕子京，也不是他俩有仇，而是为了打击范仲淹，推倒新政。如果不是后续的“进奏院”案做得太过，其实都没法指责王拱辰。
范仲淹也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加上手下骨干损失惨重，改革做不下去，心灰意冷之下，也不干了。
当然了，他的政敌也没当过他。范仲淹随后被贬出京，邠州、邓州、杭州、青州，一个地方呆不了半年，来回折腾，这才是北宋文人整人的套路。折腾死你在路上......
归根结底，滕子京的悲剧是北宋中期党争的一角罢了，算是神宗朝更激烈的新旧党争的预演，一点也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