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婆汤（一）

（此文仅为民俗文化故事记录，观点角度各自表述）

六年前，我在梅州讲完一堂民俗风水课，收拾讲义时，一张折得很小的纸从书页间掉了出来。纸上写着一个地址：兴宁市老城区东街。字迹歪歪斜斜，“兴”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条走不到尽头的旧路，那是金姐写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

我常想，她有没有收到我托人带去的包裹？香烛冥纸还够不够？那几件冬衣，她穿起来会不会太短？她没有手机，不会用通讯软件，也没有电邮。她和那位九十多岁的婆婆，像两片落在骑楼缝隙里的叶子，谁也不知道下一阵风起时，她们会被吹往哪里。

真正让我放心不下的，不是那些包裹，而是六年前，她从一个旧背包里取出一瓶水递给我时，脸上那份真挚的情意。

那是六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带学生到“福庆寺”学习民俗文化。到了福庆村入口，我看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她笑中带泪，一拐一拐地走到我的车旁，向我递来几束鲜花。花已经枯萎，如果从俗世眼光来看，这是一文不值的东西，而我，没有多想，便从钱包里掏出两百元，把她手上的花全买了下来。

老人不是行骗，也不是老了才变坏，她用一束枯萎的花来讨饭吃，从风雨中过来的人是明白她背后的泪水已流干，无法滋润生命。

她感激不已，从背包里拿出一瓶水递给我。就在她取水时，一盒药掉在地上，我看见盒面上写着“多奈哌齐”，知道那是用于治疗“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症状的药物。

出于关心，我向她打听身体状况。她告诉我她是农村出身，她照顾着一位患有失智症的婆婆。她说了很多，也说起她和婆婆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恩惠，却愿意把自己仅有的一瓶水送给对方。那是一份善意，也让我看见，她心里大概仍有一盏灯，既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

今天我来了兴宁市堪舆，工作完了，我去看看她。

车停在东街口时，天色刚泛起灰白。骑楼街一脸旧模样：楼上住人，楼下营生；一根根斑驳的立柱，把街道连成一条潮湿而悠长的廊。卖凉茶的铺子飘着甘草香，修钟表的老人伏在柜台前，扎纸店门口挂着彩纸做的莲花与白鹤。人间烟火，与人们对无常的想象，在这条街上从不相互排斥。

我问了好几个路人，才找到那扇木门。

门虚掩着，门神已褪了色，秦叔宝只剩半张威严的脸。我敲了一次，没有人应；又敲了一次，屋里才传出一道拖长的声音。

“谁呀？”

那声音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

门开了。

金姐站在门后，她先眯起右眼，仔细打量我，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倒抽一口气，伸手扶住门框。

“师傅？”

“是我。”

“真的是你？”她的声音一下子颤了起来，“六年了……我还以为没有机会见到你……”

她的眼泪比话先落了下来。

六年不见，她老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头发全白了，紧贴着头皮；左眼蒙着一层灰白的翳，像隔着一扇永远擦不干净的窗。她的背更驼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

“进来，快进来。”她忙说，“屋里乱，你别笑我。”

我说：“心宽了，屋子里才藏得住爱。”

她抹去眼泪，笑了笑，带我进屋里。

屋子不过二十多平方公尺。香烛、药油、潮湿的墙面与煮焦的米饭气味混在一起，却没有我想象中的冷清。小方桌上压着几张药单，柜子上放着折好的衣服，窗台上有一盆长得格外顽强的仙人掌。

墙上挂着观音像、关帝像和祖先牌位。门后供着一尊小小的土地公，面前摆着一颗干瘪的苹果。最显眼的，是客厅中央那幅画：桥上站着模糊的人影，桥下是一条泛黄的河，桥头坐着一位手捧瓷碗的老妇人。

我抬头看了一眼。

“奈何桥？”

金姐点点头。

“十年前在老街买的。卖画的老人说，这是孟婆、奈河，还有黄泉路。我买回来以后，天天都看。”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画。也许是屋里光线昏暗，也许是她的手在发抖，我分不清画上的哪个是孟婆，哪一处是奈河，哪一段又是黄泉路。

“为什么天天看？”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人总有一天要走，趁还走得动，先把归途看清楚。”

她说得仿佛前方的路已在眼前，语气里带着一点黄昏般的意味。

我转过身，看见一件从未见过的法器。那是巴掌大的铜器，形状像一面小锣，边缘刻着密密麻麻的经文，中间有一个凸起的符号。旁边还有一只打开的木盒，里面放着几根骨头。我用三脉七轮去感应，知道那是动物的骨头，表面磨得光滑发亮，还用红绳绑着。

“这是什么？”我问。

金姐看了一眼：“婆婆从印尼带回来的。她说是……她爸爸留下来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婆婆说，这是挡灾的。”

我轻轻拿起那面铜器，翻过来看，背面刻着一行爪夷文。我年少时在南洋生活，认得其中一些字，那不是爪哇文；那个符号，我也认得，是当地印尼华人常画的辟邪符，揉合了道教与地方信仰。这位婆婆从印尼排华的烽火中逃出来，带回来的除了满身伤痕，还有这些法器。它们静静挂在兴宁骑楼的墙上，像一群迷了路的灵魂，找不到回家的路。

民间信仰常常如此：一枚护符、一尊神像、一张画，未必真能替人挡住风雨，却能让走过风雨的人知道，自己并非赤手空拳。

“婆婆以前的事，她还记得？”我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