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2日历史学家杨希枚的一封信
何新老弟:
大著《论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文史新考》、《经史杂考》、《需、胥、儒》与《上古史官演变考》各篇均已逐篇拜读。尤其《论马克思》一篇拜读数次。
你最后引的马氏一段话,使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据我自己的浅陋理解,即重视客观事物的科学思想的卓越性。
你所论述的原是我近年所感受的,因而也是我最倾心的看法(不是具体讨论的问题)。特别是“不先打破……教条主义倾向,是不能使历史真正成为一门有价值的社会科学”这个根本论点。其实,任何一门科学似乎都没有仅此一宗或一家之谈的、宏括万事万物之理的“真理”。
而所谓“真理”、科学学说,不过是“此时此际有效的假说(working hypotheris)”(因此,牛顿的力学定理便不如爱因斯坦的学说更适用)。如果“不惜割裂历史的肢体,削足适履地歪曲活的历史以适应于死的教条概念”,不仅不能使史学成为科学史学,而且是会使人的思想,整个社会思想都会僵化。
真佩服你,竟然在1981年如此大胆地写出这么精辟的论文!显然,国人,尤其中青年人的思想并未僵化。中国人的思想,正如现在大力推行的开放经济政策一样,会日见开放活跃起来的!真正的科学史学会日趋发展起来的,而你正是这个希望实现的倡导者之一。
而且前些日读到1980年《学习与探索》陈平的《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说明这个趋向也正是方兴未艾!令人深受鼓舞。我的思想是落伍了。
写到这,又看到今天的《光明日报》的《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两文,跟我们的看法正是一样,证明“这样的思想路线,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从种种错误的或陈旧、不符合发展了的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破除条条框框的束缚……使思想更符合不断发展着的实际”的看法是不可或缺的!证明过去思想上“有种种错误”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如此错误的束缚,还谈什么科学研究?
其余各篇论点都持之有故,仅小地方或有可论,略示拙见:
一、《钟馗考》论点均同意,据下列各词音韵比较:
(仲)虺,(仲)偎,(仲)儡,偎儡,郁儡,颇疑①原文或即虺儡、偎儡、郁儡,②省言,则为虺、偎或儡,③雄、伯、中(仲)或是附加词(如风伯、雷公的伯、公)。
二、劳什似有《释史》之类的一文载《大陆杂志》(题名、期数已记不清)认为“史”或即巫史持钻钻龟:较之吏、使持“旗杆装置有鼓”的令旗或令鼓,似更容易(旗杆上置鼓实在太重),因而也较合理。尤其史契刻卜辞,正是记事。实际引《周礼》也只说“以旗物……各帅其民而致”,不必就是手举旗鼓(将旗鼓先建于场地上而后致之)。
又既云刘节先生释尹字“甚确”(即司册命书记,史佚即尹佚),则“史”至少也当是记事之官。何以又据甲骨文“另一类史官”……因而强调史为“授令使人之官也”?这个论点既失之矛盾,也失之勉强,显得吃力。然否?何不详举右史的职务即各司其职之史,而不必肯定泛称之“史”必为司令之史?
引论徐中舒先生文的“需”字是否为“ (雨+天)”或者(雨+大)字之误印?《说文》解释的是“需”,不是 “雨+天” 也不能认为“从而的形训不确”。或只能指出当是 (雨+天)或需字。儒或即(雨+天) ,即主持祭典者的论点则是也。
墨子出身木工,及巨子为墨子派下的执法领袖说,应是不易之论。
邹衍为东方“方仙道”说,论点或发挥陈寅恪先生说,盖可论定。惟总觉得历来发挥邹衍说或考证其说者,所引资料均不出《史记》、《应同》篇、《淮南》等主要秦汉人论著。邹氏原著均已无存,甚难确论。或不如就汉儒论著,以论九州、阴阳之说,或更可论。
以上所见,卑之无甚高论,也不影响大著基本论点。尤有敢于突破旧说的同好之感。
社林崇拜。据汉画羿射林上之“鸟”,当与太阳崇拜有关。太阳既关乎自然界万物之生,及其炎旱,也为万物和人类的最大敌人,因而既是崇拜,又与之斗争!人与大自然力的抗衡!
我最近译完《文化演变及研究史》一文,主旨与前面所论问题颇可参证。不悉有无刊载价值。容日即拟撰“汉代太阳崇拜”一文,俟写好,请你批评。
附上近日发表的《先秦所谓姓及其相关的问题》抽印本。主要对过去研究作一概括介绍,同时对“姓、甥”二字训诂与社会结构演变关系,提出新的看法。而主要论点提出周代至汉代仍是浓厚母系姓族(即通常所误称之氏族),从母系,从母姓制的遗绪。问题颇复杂,所论不必正确,只提出供有兴趣同道参考而已。
先秦所谓姓,正是这样一个复杂而需要全新肯定的问题。其然,岂不然?
祝新年安好!
杨希枚
二月四日(1984)
【附注:劳什,指阿图尔·冯·罗斯托恩(Arthur Edler Von Rosthorn,1862-1945),奥地利著名外交家和汉学家。】
发布于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