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AK Records代表闵熙珍11月6日下午官方声明：

🔗：http://t.cn/AXYqT5ey

1. 合约起草方与最终审批权限归属
当时ADOR既没有独立法务团队，也没有能够直接起草、审核艺人专属合约核心条款的法务人员。原因在于HYBE的运营机制不允许旗下子厂牌设立独立职能部门，这正是HYBE大力推行的“共享职能体系”带来的结果。

NewJeans专属合约初稿由HYBE法务团队拟定，合约修改工作同样由HYBE法务团队负责。ADOR的工作，是基于HYBE拟定好的合约和艺人方沟通，把家长提出的疑问与修改诉求转达给HYBE法务团队，并协调双方沟通。

专属合约由HYBE法务主导起草，除了ADOR负责对接协调之外，合约的说明、协商、说服工作也都由HYBE法务亲自推进。但HYBE却将此描述成厂牌对接签约方、敲定核心条款。

即便在实际合约审批流程里，仅凭ADOR代表一人签字也无法敲定合约，后续还需要HYBE法务、HYBE首席财务官、HYBE首席执行官同意，同时还要通过ADOR董事会审批。董事会成员为两名HYBE委派人员以及ADOR代表一人，没有HYBE的同意，合约无法落地。这和单纯提供法律咨询完全是两回事，关键在于：谁有权起草、修改合约核心条款，以及掌握最终审批权。

HYBE《2022可持续经营报告》第56页写明了全公司法务流程：使用标准合同模板起草、法务部门审核、相关高层审批、经法务部门确认后合约生效。这足以说明，HYBE在艺人专属合约里的角色不只是提供参考模板，内部制度规定HYBE要直接参与合约审批。

由于厂牌无权修改专属合约核心条款，协商阶段，ADOR前副代表曾给其中一位成员家长发送消息：
“据悉这份合约是HYBE旗下关联公司通用的标准合约，您提出的所有修改诉求没办法全部落实。最终决定权掌握在HYBE手中。不过闵熙珍是代表，请相信由她带领的ADOR和工作人员，交由我们处理就好。”

在职期间，前代表闵熙珍一直努力兑现对各位家长的承诺，持续推动改良HYBE拟定合约里存在的矛盾与漏洞。不管是法务层面，还是业务运营层面，她都针对母公司的结构性问题提出异议、寻找替代方案，以此保护ADOR唯一艺人组合NewJeans的知识产权。可她换来的，却是无端指责以及非法审计。

2. 2024年ADOR代表提出的权限异议
2024年1月25日，时任ADOR代表闵熙珍和时任HYBE代表朴智元会面，申请获取艺人专属合约等重要合同的签署权限。之后在2月16日，她向HYBE提交包含该项诉求的股东协议修订案。当时媒体也报道过这些诉求和相关背景。

如果像HYBE所说，ADOR拥有足够权限自主敲定、执行专属合约核心条款，那ADOR代表根本没必要单独向母公司申请这项权限。2024年5月，HYBE自己也曾通过媒体公开证实，驳回了这项申请。

HYBE近期发布的声明，恰恰证明当时这份申请不只是想要多一份形式上的权限。
反而说明，前代表闵熙珍在履行代表职务时，受限于制度，没办法自主决定重要合约相关事项，她申请权限正是为了突破这种限制。

3. 部分结算条款相关决定
HYBE主张，ADOR前副代表否决了一项可以减轻艺人经济负担的方案。但这个说法刻意回避了合约背后真实的决策架构。ADOR可以协商部分结算条款、费用分摊方式，和它是否有权自主改动HYBE定下的合约基础框架、核心政策条款，完全是两码事。

事实上，在ADOR可以自主决定的范围内，它选择了减轻艺人经济负担的方案。NewJeans成员从Source Music转入ADOR时，闵熙珍带领的ADOR决定，不让成员承担任何相关费用，包含此前练习生时期产生的开销。

当时我们了解到，HYBE其他厂牌会在艺人出道后向其收取练习生费用，但ADOR选择免收。做出这个决定，是考虑到成员原本出道计划取消、相关承诺没能兑现的情况。从这件事也能看出，ADOR在费用分摊事宜上，尽可能照顾成员。

但这不代表ADOR可以随意修改合约所有重要条款。HYBE所说的“费用分摊方案被否决”，同样要结合上面说明的真实决策流程来看。据当时经办工作人员回忆，即便HYBE法务正式给出多个可选方案，同时也会口头传达其他厂牌案例以及HYBE管理层的政策方向，这些都会纳入协商考量。

因此，不能单凭一份方案是否被书面否决，去评判完整决策过程。相关文件里并没有记录HYBE管理层、经办法务人员的口头意见。就算书面记录显示ADOR选择或者否决某个方案，也不能证明这个决定脱离了HYBE的政策判断、由ADOR独立做出。选定或驳回某一条款，不能直接扩大解读为ADOR对整份合约拥有独立决策权。

4. 艺人肖像、声音相关条款
HYBE称合约到期后，艺人姓名、肖像、声音如果要使用，都需要另行取得同意，公司无意开展违法行为。但这并没有回答：是谁决定把这些条款写进合约，目的是什么。

合约初稿由HYBE法务拟定，也是法务向家长解释、说明这些条款。当时ADOR没有独立法务团队。尤其是合约里约定，合约结束后仍可使用艺人肖像、声音开展新业务的权利架构，涉及普通演艺管理之外复杂的法律与商业考量。

很难认为是ADOR独自拟定了这类条款。而且核心争议不在于HYBE未来会不会滥用这项权利，而是谁把这项权利条款加入合约、经过了怎样的审批流程。

HYBE应当清楚，合约审批流程里，HYBE代表以及由HYBE委派人员占多数的ADOR董事会，都参与其中。

5. 家长的签字与知情同意
HYBE强调签约前历经约三个月沟通，包含答疑、邮件往来、法务审阅、修改协商。这些环节确实存在，但有沟通协商，不等于握有合约核心条款的实际决策权。

当时ADOR前副代表拿着HYBE法务拟定的合约和家长对接，把疑问转达给HYBE法务，来回邮件同步意见，也打电话向家长解释条款、消除误解，后续和HYBE法务协商微调了部分措辞。但这些修改大多只是优化表述、减少歧义，并没有改变HYBE制定核心条款、掌握最终审批权的底层架构。

家长最终同意并签字，只是合约签署的既定事实，无法回答谁拟定核心条款、谁有权修改、条款本身是否公平。

同理，法院认可合约效力，也不能完整说明HYBE和ADOR之间，合约起草、审批权限是如何划分的。HYBE与其反复强调ADOR和家长参与了合约流程，不如说明到底是谁有权敲定合约核心条款。

6. HYBE多厂牌运营架构
HYBE在多厂牌体系下，法务职能、合约相关信息统一由母公司集中管理。厂牌负责对接艺人，作为形式上的签约主体；但合约基础框架、核心法律条款的设计与审核权限集中在HYBE。尤其当时ADOR没有独立法务部门。

HYBE法务掌握其他厂牌合约惯例以及集团政策方向，ADOR只能通过HYBE法务获取相关信息。在这套架构下，厂牌可以对外发表意见，不等于拥有合约实际决策权。

另外，NewJeans专属合约签署时，ADOR董事会共有三名内部董事。除去闵熙珍代表，剩下两名都是HYBE委派人员。凡是需要董事会表决的事项，HYBE方占据多数席位，ADOR代表很难单独推行和HYBE立场相悖的决定。再叠加需要HYBE法务、HYBE代表同意的审批机制，HYBE现在声明里反复强调的ADOR独立决策权，实际范围要打上问号。

对外，HYBE可以说签约主体是ADOR，由ADOR管理层和家长协商。但这就形成一个结构性问题：合约核心条款的设计、审批权掌握在母公司，可一旦出问题，对外责任却落到作为签约主体的子公司ADOR身上。HYBE近期的说明，并没有区分这套架构里，实际行使权力的一方，和对外承担责任的一方。

这套说法，本质上弱化了HYBE实际掌握的权限，把责任全部推给形式上的签约方ADOR。如果HYBE只想把自己的角色说成仅仅提供模板和法律咨询，那首先要明确说明：在没有HYBE同意的前提下，ADOR能不能修改核心条款、敲定合约。

现在需要厘清的，不是谁签了字，而是谁真正有权起草、改动合约核心条款。这正是HYBE的说明里缺失的最关键事实。

HYBE应当记住，NewJeans专属合约的审批，不光要HYBE法务、HYBE代表同意，还需要HYBE委派人员占多数的ADOR董事会通过。

HYBE搭建出一套子公司代表签字必须经过母公司代表批准的制度，如今却发布声明找人背锅、转嫁责任，无异于是自打耳光。

——

决定合约框架的实权，到底掌握在ADOR手里，还是掌控ADOR的HYBE手里，本就不言而喻。

如果HYBE真心希望K-pop行业良性发展，就算合约被公开，也应当透明说明合约起草、审批流程，以及条款本身是否合理公平。这才是一家真正负责任的企业该做的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