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不少研究都提到
过，草原社会由于其贵族制和公产色彩，领主对资源没有排他所有权，而是通过恩惠的再分配，建立权威和人身依附关系。
这个草原逻辑就能解释很多蒙古统治者的行为，比如窝阔台、贵由、拔都、脱列哥那和海迷失等人的大量分发赠送财富，以及蒙哥代为支付摄政期债务等等，都算是一种通过“财富再分配”来确认权威的方式。
甚至不仅权威能通过分配来巩固，某些分配的被认可度也是权威的体现。比如后来塔剌思忽里台尽管挑战了合罕的权威，被视作分裂的标志之一，但会议上“成吉思汗诸子皆有其分地”的概念还是被普遍认同的。（这么一想，忽必烈因生于成吉思汗攻破金中都而得名“分配”，也是获得了一个相当高调的“一家之主”式名字）
感觉窝阔台在这一点上做的比较巧的地方是，慷慨洒钱的对象看似来者不拒，但实际上是有指向性的经济激励：一是把发出去的钱转移到不动产（？）上，即用来建和林这个新的政治经济中心，通过厚利来吸引人口留驻，补偿气候损失以鼓励发展苦寒之地的农业等。二是用来着重鼓励远途贸易，引导资源流向，确认统治的地理界限。三是用来偿还地方债务，比如山西大名府的么民众债务，实际上也算是在不改变先有分封格局、不明显激化诸王矛盾的前提下，强化大汗相对地方诸王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不过这么看的话，忽必烈的某些举措确实挺有他三伯的影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