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公诉人回避，竟换来一纸“恶意诽谤”通报？

【摘要】律师在庭上质疑证据瑕疵、申请回避，11天后却收到检察院发往司法局的通报函。当“辩护意见”被直接定性为“违规执业”，法庭还是那个讲理的地方吗？

一份《回避申请书》，换来一纸《通报函》。

2026年10月15日，山西沁源法院，牛玉吉盗窃案庭审现场。辩护律师石永胜做了一件刑诉法第二十九条明文允许的事——提交书面申请，请求出庭公诉人回避。理由具体到页码：三份讯问笔录未随案移送、同步录音录像拒不提供、非法取证异议下让被告人自证其责。

十一天后，10月26日，沁源县检察院致函山东聊城市司法局。不是沟通证据问题，不是补充庭审记录，而是一份措辞严厉的通报：认定该律师“无任何事实依据、恶意诽谤检察官、扰乱法庭正常进行”，要求司法局核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反馈本院”。
案子还在审，先办提意见的律师。

这封函件，值得每个关心刑事辩护的人停下来看一眼。因为它触碰的，不只是石永胜一个人的执业风险，而是所有律师在法庭上开口之前，都要重新掂量的那个问题——我今天说的这句话，会不会变成明天送到司法局的那封函？

一、申请回避，是辩护权，不是冒犯权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明明白白：辩护人有权申请检察人员回避；被驳回，还可申请复议。石律师写的每一句，都对着具体履职行为——
笔录移没移，看《刑诉法》第五十二条“全面收集移送有罪无罪证据”；
录像交没交，看第五十九条“取证合法性证明责任在公诉机关”。

这不是街头骂战，是拿着法条对程序瑕疵作书面异议。回避理由成不成，法庭驳回即可；“被驳回”不等于“虚构事实”，更不自动滑向诽谤。

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写得很硬：不得阻碍律师依法辩护，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把法定回避申请包装成“违规执业”，首先伤的，是被告人把问题摊到法庭上的那条通道。

二、律师豁免权，不能被“但书”一口吞掉

《律师法》第三十七条（实务中常与第四十条一并援引）保护律师庭上辩护意见不受追究，例外只有三项：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

注意关键词：恶意、诽谤、严重扰乱。门槛很高。

通报函全文没写石律师拍桌、辱骂、拒不出庭，只写“你申请我回避、你说我藏笔录”。若这都算诽谤，那以后律师开庭前先得自我审查：这句会不会得罪公诉人？那句主管局会不会收到函？

豁免权一旦被反向使用，就从“保护律师说话”变成“教律师闭嘴”。而寒蝉效应最先吞掉的，不是律师的嗓门，是被告人的无罪辩护。

三、谁有资格认定“扰乱法庭”

庭审秩序的第一责任人是审判长，不是被申请回避的公诉人。

《人民法院法庭规则》里，对律师不当言行，由法院记录、制止、通报司法行政机关；前提是真有喧哗、哄闹、拒不服从指令等行为。控方作为利益一方，自己定性辩方“恶意”，再跨省发函给律师主管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更尴尬的是法条引用。通报函写“违反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第三十七条讲的是阅卷权，第四十条才涉及言论豁免。律师刚说“案卷没给全”，公诉人回头拿“保障阅卷权”的条文当罪状，像极了：你知道有权看书，但问我要书，我就告你诽谤。
四、司法的体面，经得起被挑刺
真正该回应的，不是律师哪句话刺耳，而是三份笔录在不在卷、同录能不能放、举证责任有没有归位。问题在案卷里，不在司法局里。

公诉人若问心无愧，当庭举出笔录、放出录像，比发一百封通报函都有力。用公函把辩论带出法庭、把异议者送进调查程序，短期看是“治了刺头”，长期看是挖掉刑事辩护的脊梁：以后法庭上，公诉人念稿，法官敲槌，律师鼓掌。程序正义，变成仪式表演。
写在最后

石永胜那封《回避申请书》结尾写的是“保障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检察院那封《通报函》结尾写的是“请书面反馈处理结果”。

两封公文，两种司法观。

一种把律师当诉讼对手，用证据和法条接招；一种把律师当系统内刺头，用行政函件化解。

法治不害怕律师较真，害怕的是——较真的人，先被办案机关“投诉”一遍。

辩护权退一寸，冤错案进一步。沁源这封函，该被放进判例课里，警醒每一个坐法庭的人：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问题的人，从来不是司法，只是权力。
（本文基于公开通报函及回避申请书评述，个案最终以司法机关正式处理为准）